从芬兰的社会运行方式，看芬兰的教育，让我再次坚信许多年前我曾提出过的一个论断：社会文化是决定教育和课程的一个重要依据。
    记得多年前，我接受澳门教育署的邀请，前往那里参加过一个研讨会，讨论教育改革的事情。当时，我遇到了台湾地区教育研究院的时任院长陈伯璋教授夫妇，他说，他正在起草台湾地区未来八年的教育改革方案，其基本逻辑起点就是向芬兰学习他们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