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到了“处事不惊”的年龄了，对什么事情都不很在意，不容易产生什么情绪反应了。一个偶尔的发现让我心里有点微小的起伏，我发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居然写了500篇的博文，不管别人要不要看，别人喜不喜欢看，我还是我行我素，大致每两天写一篇。这就好比一个每天都要跑步的人一样，习惯了，不跑会有点不舒服，他不会在意别人如何评论他的跑步的。

    
    这次PECERA会议在杭州召开，对我们而言，虽然避开了上海世博会期间上海举办会议的许多困难，但是，异地举办会议毕竟会有许多难处。从上海到杭州虽然不远，但是毕竟还是属于要“出门”的。
    让这次会议办得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作为会议协办单位的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局是尽心尽力花费了大力气的，没有他们在人力、财力上的投入，很多事情就不会办得如此周到、高效。

  
    在PECERA会议即将结束的前一天晚上，会议志愿者的部分人员自动集中在大会场，想要拍照留作纪念。在一些照片中，有几张是我帮着拍的，照片上照的几乎都是研究生，差不多可以算是一个娘子军连了，其中大部分都是我的研究生。

    这次的PECERA会议在上月的27日结束了。我看到在会议期间和会议结束时，压力最重的人是日本神户大学的Sachikita。她是原日本PECERA主席白川教授的接班人，自白川教授退休后，承担PECERA工作已经数年了。她之所以感到压力重，是因为PECERA年会明年在日本神户召开，也是因为今年的会议获得极高的赞誉，给明年会议的举办者带来巨大的压力。在PECERA委员会会议上，Sachikita一再流露出这样的担忧，

    
    ＰＥＣＥＲＡ的每一次年会，都会有文化活动，每个举办会议的东道主都会安排与自己国家和地区有关的文化展现在来自世界各国的参会者面前。
    这次ＰＥＣＥＲＡ年会的协办者之一——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局精心地安排了一档节目，展现了浙江丝茶文化优雅柔美的特色，

    
    ＰＥＣＥＲＡ的第１１届年会在杭州郊外良渚文化村举行。我们在大半年前就已经与良渚文化村的宾馆确定了合作关系，这样做的道理，不仅是因为上海世博会期间房间难以预定，而且也因为具有优秀文化传统的良渚文化村所显示的中国文化，与大会的主题“变化社会中的学前教育”所涉及的“文化与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紧密的关联。

　　　　
　昨晚，我在会场遇见了托宾教授。他是这次我们邀请来的主题报告发言者之一，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这次刚从阿根廷做完研究，回美国后又风尘仆仆地从芝加哥乘坐了１５个小时的飞机赶到上海，然后乘坐汽车赶到杭州。
　托宾教授是著名的人类学家，他开创的“三种文化下学前教育”的研究方法闻名世界，被公认为是“质的研究”的一个典范。

    在许多中国学者的眼里，所谓的国际会议就是有几个外籍人士参加的学术会议。这样的说法虽然有些牵强，但也符合国情，因为如果不是权威性的组织召开研讨会，并没有太多的老外愿意自己出钱前往参加会议；而中国学者能在国际学术界具有相当的地位，足以发动许多老外前来的开会者，并不是很多的。如果要更正这样的说法，准确地说，应将有几个外籍人士参加的学术会议称作为“有外国人做主题报告的研讨会”。

    每年七月都要去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参加一年一度召开的“环太平洋学前教育学会”的年会，十多年来，从来就没有缺席过。这个学术圈子虽然不大，却是接触环太平洋地区学前教育学者和教师的很好的学术性平台。
    前年，我争取到了２０１０年在中国举办第十一次年会的举办权，这是在环太平洋各国轮回了一转后，第一次又重新在一个曾举办过会议的国家举办，

　
　我们一行七人乘坐飞机，座位不在一起。来了一位乘务员，要我们中的一位填写“旅客评估表”，并问及了东航的服务质量。我每年都因出差而要飞行数十次，太多经历过乘坐飞机的烦恼，她的提问正好“撞在我的枪口上”，我脱口而说：“而今乘坐飞机，延误是正常的，准时是不正常的。”这虽是句气话，却是经验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