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新世纪的初年，我在麻省大学又当了回学生，十五六年过去了，校园没有变，教室没有变，教师变了。那年，正是福门要退休的年份，他满腮已经长了长长的白胡须，活像个圣诞老人。在教室里，他对研究生们讲了课，然后，我跟随他到停车场，他将我送回住处，再自己回家。每次几乎都是这样。
    这天，照例上完了课，我和他走出了教室，他不声不响，看来有点疲劳了，因为那天上课时，他似乎太用神了，而且学生的问题又特别的多，还有些很难回答的问题。一路上，我都有点担心，觉得他有些反常。我们坐上了他的小车，他握着方向盘，突然转过头来问我：“你说上备过课的课累，还是上没有备过课的课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