ＰＥＣＥＲＡ的第１１届年会在杭州郊外良渚文化村举行。我们在大半年前就已经与良渚文化村的宾馆确定了合作关系，这样做的道理，不仅是因为上海世博会期间房间难以预定，而且也因为具有优秀文化传统的良渚文化村所显示的中国文化，与大会的主题“变化社会中的学前教育”所涉及的“文化与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紧密的关联。

　　　　
　昨晚，我在会场遇见了托宾教授。他是这次我们邀请来的主题报告发言者之一，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这次刚从阿根廷做完研究，回美国后又风尘仆仆地从芝加哥乘坐了１５个小时的飞机赶到上海，然后乘坐汽车赶到杭州。
　托宾教授是著名的人类学家，他开创的“三种文化下学前教育”的研究方法闻名世界，被公认为是“质的研究”的一个典范。

    在许多中国学者的眼里，所谓的国际会议就是有几个外籍人士参加的学术会议。这样的说法虽然有些牵强，但也符合国情，因为如果不是权威性的组织召开研讨会，并没有太多的老外愿意自己出钱前往参加会议；而中国学者能在国际学术界具有相当的地位，足以发动许多老外前来的开会者，并不是很多的。如果要更正这样的说法，准确地说，应将有几个外籍人士参加的学术会议称作为“有外国人做主题报告的研讨会”。

    每年七月都要去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参加一年一度召开的“环太平洋学前教育学会”的年会，十多年来，从来就没有缺席过。这个学术圈子虽然不大，却是接触环太平洋地区学前教育学者和教师的很好的学术性平台。
    前年，我争取到了２０１０年在中国举办第十一次年会的举办权，这是在环太平洋各国轮回了一转后，第一次又重新在一个曾举办过会议的国家举办，

    人们为有些曾经处于正位的人塑造塑像，供奉在殿堂或殿堂以外的地方供人们瞻仰，这说明当时当地人们对此人在位时功绩的缅怀，说明当时当地人们心悦诚服地表达对此人的敬仰。
    这种做法是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离开了情感，这样的做法只会沦落为政客们、商家们手中的工具，或者会被演绎为坊间饭后茶余的故事。

    
    我注意到，在供奉神灵的地方，一般而言，位于正位的神灵往往是面慈目善的，或是带有悲情的，相反，在两侧，占据了次要位置的“下属”们则有不少却是凶神恶煞的，让人看了有点畏惧，有点想要躲避。
    我不懂得这样的设计有何用意，大凡不会出于以下两个原因：（1）要在信徒中树立起神威，主要是能让人信服，这样，慈爱或悲情的形象是最容易被人接受的；（2）人的归顺不只是“软性”的，也要“实力”，换言之，需要“恩威并施”，这个道理有点像教育孩子，对小孩需要轻声静气，偶尔也需要给点脸色。

    
    老百姓们看到自己心中神灵，虔诚地跪拜，心甘情愿地捐献香火钱，其实是很有价值的，他们会因此而平静心态，抚平创伤，与人为善，积善积德。一个没有任何信仰的人，在紧张事件面前是会有点不知所措，乱了手脚的。
    我理解一般老百姓的虔诚之心，他们的跪拜和捐献，都出于真诚，出于信仰。

    
    而今，像金童一般，没有学识，没有素质，嘻皮笑脸，甚至玩世不恭的人充当佛爷的多的是。老百姓们看到了他们居于这样的位子，依然跪拜，依然捐献香火钱。
    我不知道那个被捧上灵台中央的金童会是如何的感受。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他莫名其妙地被尊为佛爷了，他不再可以自由嬉戏，他被迫提前告别童年，他只能一本正经地端坐在正中的位子上，而与他平日里朝夕相处，平起平坐的玉女却不幸地被打入了“冷宫”。

    
    历史上不鲜有“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故事。大凡“挟天子而令诸侯”者，大都懂得位子的重要，于是借着被挟天子的位子而令各路诸侯，以行自己的私事。在这种情景下，天子已经不重要了，而且天子越是无能越好，他最好就是处于“乐不思蜀”的状态，他最好就是一个可以随意被人摆布的小儿，因为他只是一个象征物，只是代表着权力的一个载体。

    
    文章“位子”中的老和尚，即使年资再高，资格再老，经历再广，他也没有真正与佛对过话，何况他还只是小庙里的老和尚。庙宇生活的单调、枯燥，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佛教的教义和人间的凡事。我相信他对摆放在“神的位子上”的载体已经看得入骨三分了，对于人间传教者赋予载体的意义已经十分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