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托宾来上海，是受我校课程研究所的邀请前来讲学的，他特意对人说，他很想见见我。我在上海新锦江饭店请了他。
    我们聊的话题自然聚焦于对过去《重访三种文化下的幼儿园》的研究的进一步看法，以及未来他还想做些什么，这两件事情是联系在一起的，他没有想明白。
    《重访三种文化下的幼儿园》研究原本的假设是十五年（两个研究之间时隔15年，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15年，也是中国幼儿园课程改革最高潮的15年）中，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后研究的结果却是变化只是表面的，本质没有变化。我们的共识是，这是深层次的思考，是很多人不容易明白的。其实道理十分简单，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这就是在一个生态系统中小系统与大系统必须是同源的。
    托宾在是否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这个问题上似乎还在犹豫，我劝告他完全不必再去开发。道理很简单：已经达到了山的巅峰，已经达到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步，再往上爬的意义并不很大——毕竟年龄已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