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介于东西方文化两者之间，表现为“规矩下的自由”， 这也许就是新加坡社会稳定、经济发达的社会运用模式。
    去新加坡Gardens by the Bay,那里的金沙酒店附近有唯一的新加坡赌场，但是它规定只能让外国人入内，本国公民及永久居民一律不得入内。赌场门口，把守“严厉”，比进出国时出入关更难，还要留下记录。

    
    如果不是去参加环太平洋学会的年会，也许这一生不会去沙捞越。
    沙捞越为马来西亚的砂拉越州（Negeri Sarawak），简称砂州，首府古晋市，被称为“犀鸟之乡”，位于婆罗洲北部，南部与印尼交界，北接文莱及沙巴，是马来西亚面积最大的州，三分之二土地是热带雨林区。
    1961年，英国提出马来西亚计划，要将砂拉越并入马来西亚成为一个州属

    
    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到新加坡樟宜机场转机，再到马来西亚的古晋，参加一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学前教育学会（PECERA）年会，本认为不应该有任何问题，却大大地折腾了一番。
    在托运行李时，浦东机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行李会直接到达古晋，不用在新加坡转运，如若这样，我们就会很省心省力，这意味着不用在新加坡出关，直接从T3（飞机落地处）到达T4（下一班飞机起飞处）即可。

    
    思考一个国家的教育时，有时逆着常规的思路去想，说不定可以悟出一些真正的道理来。
    我相信芬兰的教育是成功的。根据PISA测验，芬兰的教育已经不敌一些东方国家和地区，但在西方世界，芬兰的教育依然名列前茅，与许多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还是不小的。
    我在芬兰听到，在芬兰的幼儿教育机构中，

    从芬兰的社会运行方式，看芬兰的教育，让我再次坚信许多年前我曾提出过的一个论断：社会文化是决定教育和课程的一个重要依据。
    记得多年前，我接受澳门教育署的邀请，前往那里参加过一个研讨会，讨论教育改革的事情。当时，我遇到了台湾地区教育研究院的时任院长陈伯璋教授夫妇，他说，他正在起草台湾地区未来八年的教育改革方案，其基本逻辑起点就是向芬兰学习他们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