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11事件”前一年的九、十月份，我去过纽约，还去登过世界贸易中心大楼。我印象中的这两座110层的大楼是纽约曼哈顿最高的大楼，上楼时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而且是特别严格的安全检查。从观光厅往下俯瞰，确有“一揽众山小”的感觉。谁都不会想到如此坚挺的摩天大楼，会在顷刻之间化为灰烬。
    在“911事件”后，我又去了一次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那时，离开事件发生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是专门从马萨诸塞的西部乘坐了6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纽约去的。我相信，我再也看不到世界贸易中心大楼了，但是我没有预料到情况会有那么的惨。

  
    七年前的九月十一日，在美国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件，那就是“911事件”。那时，我正在办理赴美国做高级访问学者的手续，一切工作都已经就绪，连机票都已经定好。学校给我传来了上级的意见，“能不去美国就不要去了”。我知道这样的要求是出于好意，是对人负责的态度，由于没有强制命令，在“911事件”后的一个多星期，我又作了一次美国之旅。
    当时的美国人确实被突如其来的“911”搞懵了。美国人从来以老大自居，有时还自以为是地欺负人，这一次，他们给人欺负了，而且是重重地被人欺负了，那种心态的复杂程度，不是用简单的形容词形容的。

    昨天，我在写博克“密西西比河上的浮想”时，翻出了那本文化大革命期间幸存的《外国民歌200首》（袖珍本）。那是音乐出版社1958年的版本，定价0.56元。在我家中，比这本书更老的书已经是极少的了，因为它帮助过我度过了那文化毁灭性的年代，至今我仍然珍藏着。

    
    上世纪60年代初，我还是个刚进初中的学生。过年后，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命题作文，题目是“过春节”。
    那时候，即使我们年龄还不大，满脑子都已经被革命的字词和事情给占据了。差不多每个同学都将 “过春节”的题目自觉地演变成为了“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自然，文章中的文字都带革命色彩的，内容大都是杜撰的，情感大都是虚构的。
    我就读的中学地处上海的“上只角”（洋人所谓的“高尚居住区”），而且是名校，同学中少有劳动阶层出身的人。住在我家不远处，我的一个乐姓的同学是个例外，也许整个班级就他那么一、两个工人子弟。

  
     那是我一生中过得最不爽的一个年，记得是1987年。
    我连续乘坐了十多个小时的飞机到达波士顿，又从波士顿乘坐了大巴士，到达了大学所在地——爱默斯特小镇。一个中国留学生用车将我送到了另一个中国留学生小刘的居处，我被安顿在那里。
     天上飘着满天大雪，窗外一片白茫茫。我在温暖的客厅里，搓着被冰冻了的双手，用眼睛打量着屋子里的一切。客厅不算太小，里面空空落落的，只有一张旧桌子和两、三把椅子，还有一个有点破的沙发。地上铺着的地毯倒是让我感到有点奢侈，因为在那个年代，在中国大陆很少有人在家里铺地毯的。客厅与厨房是连在一起的，厨房的排风扇上积满了油污，灶台上爬着几个蟑螂，据说是德国种的，比中国蟑螂小多了，很难杀灭。卧室很小，只能放两个单人床。
    人最怕的是孤单，特别是在节日里孤单，特别是在节日里在异国他乡的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