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解释两字在我的文章中时常出现，这是因为文科的学问相当多的成分是解释，而不是数据。所谓解释，就是在价值观的唤使下，从与此相关的立场出发，对需要说明的问题进行的解说。
    因为价值取向不同，解说的立场就不同，对同一事物的解释也就不同，必然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社会在认定谁有理的时候，经常取决于谁有话语权，而话语权又跟“地位”和“权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我有时会想，我们这些搞学前教育理论的人究竟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意义？我们对一个学者的评价是他/她的学术成果，诸如在CSSCI或SSCI上发表了几篇论文，出版了几本著作，但是这些东西对教育实践起不起作用，甚或别人看得懂还是看不懂（其实是作者自己明白不明白）？我们对一个学者的看法往往基于官场对他/她的认同度，

    有时，我需要一个人自己解决用餐问题。我的原则是越简单越好。根据这个原则，“买来主义”最管用，不用洗，不用烧，买来就可以吃。
    在市场上“打磨”了那么些年，我发现我行走路上的那个馒头店成了我的最终目标，我会经常去那里买两个馒头，实心的高庄馒头，一杯加上牛奶的咖啡，成为一顿晚餐。

    
    在金华，为200多学员作了一天半的报告，讲的都是我最熟悉讲的内容。当一个话题讲了数十次，甚至上百次，自然熟能生巧，巧到能自由发挥；自然熟能生异，异到能知新；也自然熟能生厌，厌到不想再涉足这个话题。
    巧、异和厌看似是矛盾的，不会均衡地同时出现，换言之，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人作报告，产生的会是不同的状况。

    
    这几年，与以往最大的差别就在于累不容易消除，换言之，累了就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恢复正常功能。这也许正常，是自然规律。
    处于这样的状态，人该怎么办？我在微信中翻到了一个好的答案：“休息”、“放下”和“付出”，这三个绝配的词似乎是最解决问题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