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还经常会对我的学生讲述我所经历的那次“农民起义”。那件事发生在1976年的夏秋，我当时在一家建筑公司当工人，奉命赴江苏省沛县的一个煤矿务工。这是一个需要强劳动力的工作，虽然工作极其艰苦，我却因为年轻，还能抗得住，特别是因为除了工资外，还有野外补贴，收入不菲，加上那里的物价特别的低廉（一个鸡蛋2分钱），我们每天都能吃香的、喝辣的，日子不算难过。我们和农民工在一起打工，跟他们一起生活。每天，我们面对面地坐在四周透风的食堂里用餐，让人觉得不和谐的是，我们吃的是鸡鸭鱼肉，他们吃的却是苞谷菜叶糊，虽然我们与农民工们还算谈得来，我却时时感到其背后隐藏着“杀机”。有位老妈子曾对我说：“你们比我们村里以前的地主更坏，他们远远没有你们吃得那么好。”
    那次事件的起因，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是一位农民工与我们的一位年轻同事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冲突。争执中，那位农民工卧地不起，半小时后，数千农民手持木棍、镰刀和斧子等将工地团团围住，喊杀之声连片。这些刘邦故乡的农民们追打着那个肇事者，将他往绝路上撵，往死里打。处于绝对劣势的我和七八个同事，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同事被打死，不知从哪里来的胆量，驱使着我们驾驶了一辆三轮卡车，冲入了里三层、外三层的重围，拖出了已被打得半死的同事，就往医院开去。脱围时，尽管我们都没有还手，个个都被打得鼻青眼肿的。
    在医院的3个小时是最难过的时间，农民们将医院包围起来了，打砸声依旧，声称要惩罚凶手和凶手的包庇者。我们知道，自己的命运取决于双方领导的谈判。以后我们被告知，我们没有危险了，因为我们的上级领导与农民的领导达成了协议：“以后，在工地上，农民兄弟需要些什么，要开放便之门。”我们中的有些人开始问领导：“国家的财产要不要保护？”领导说：“农民太穷了。”
    这是我所经历过的、在头脑中难以磨灭的事件之一。大凡让人在生与死之间曾经徘徊过的事件，会给人以至深的感受：
    穷与富，是在比较中才有的。我常想，如果这些农民兄弟没有看到我们吃得那么好，日子过得比他们好得多，也许就不会有那次事件的。其实，人都是有其善的一面的，我相信他们不会无缘无故地去伤害一个与他们没有利害冲突的异乡青年人的。
    在民生问题面前，也许其他事情都算不了什么大事。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人口的大流动已经使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比较了他们自己和城里人。能相对公平、公正地处理和解决他们的民生问题，包括医疗、教育等问题，这比什么都重要。
    三十多年前发生过的事，现在还常常让我感慨，让我不再是以乌托邦的方式思考问题。由是，我会更多地为弱势人群呼吁，为他们的利益呼吁，为他们多少做点事。我不只是为了他们，同时也是为了自己，道理十分简单，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安定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