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做个好人已经不很容易了，已经不是人人都愿意做的了，有些人更是已经做怕了的。
    一天，我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个有不少白发的人，我习惯性地站了起来为他让座，不料他连招呼也不打，理所当然地坐了下来。我心里有点纳闷，后来一想，觉得不很对劲，看他的样子，不定他的年龄还没有我大。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多次，特别是为带孩子的爸爸妈妈让座，数次都是这样。我后来想明白了，我之所以会习惯性地这样做，是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教育的结果；别人之所以不这样，是因为现在缺少这样的教育。
    我偶尔做个好人，还没有遇到冤枉事，有些人做了大好事，还背了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包袱”，比做件坏事还麻烦。
    我曾看到一个外国女留学生，在路上将一个被车撞倒的老人送进了医院。因为老人昏迷了过去，不能说明事故的原委，而老人的家人不由分说，一口咬定是女学生闯的祸，对她百般谩骂，不准她离去，要她赔偿所有费用。直到数天后老人醒来，才说出了事实的真相，还回了女学生的“清白”。
    这样的事情不少发生，由此，报上经常会报道，某人病倒在路上多时，居然没有人前去搀扶；某人被人偷窃或抢劫，居然旁人都视而不见……
    我在儿时，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做好事是会得到褒扬的，那时的社会氛围也让人不由自主地去做好人。我们听到的倒是一些西方国家的人，大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用他们的话来说：“It’s none of my business.” 然而，现在看到的却不是这样的，很多西方人都乐于做好人，做好事了。
    一次看报，看到一篇题为“美国为啥‘雷锋’多”，很感奇怪。读了这篇文章后才明白，原来做好人不仅是人品问题，而且是需要制度作保证的。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中，存在着所谓的“仁慈的撒玛利亚”法律原则，即在紧急状态下，做好事的人在无偿救助他人时，救助者行为对被救助人造成的民事伤害具有免除法律责任的权利，几乎每个州，都据此制定了《无偿施救者保护法》，以免除无偿救助者在施救时的后顾之忧；法官在面对这类民事诉讼时，往往会倾向于无偿救助者。
    我不知道现在做好人难，怕做好人，这究竟是社会进步还是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