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主办的《教育家》杂志2024年3月22日发刊的文章中登载了对我的一个访谈录，题目为“幼儿教育要关注儿童发展，但要远远超越儿童发展”，这篇长达8000字的文章简要地阐述了我近来出版的5本书中的要义，特别对于“跳出教育看教育”有所深入涉及。
    我分三次在此转登这篇文章：
    幼儿教育要关注儿童发展，但要远远超越儿童发展（下）
    《教育家》：如今在传统文化进校园的实践中，一些不适合幼儿的、糟粕的内容也在进校园。文化的传承在幼儿园应该是何种状态？
    朱家雄：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特别是没有标准的时候。文化首先是宏观问题，是我们传承的血脉。我对文化的关注从1995年开始直到今天，始终没有断过，当初我组织召开的国际研讨会就围绕着两个主题，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是STEM教育。从文化角度看，识字本身就是优秀文化的传承，中华文明是以汉字发明为标志的。集体主义精神是中华文化的主体价值，幼儿园取消集体教学活动、集体体操都是不尊重、不理解集体精神内涵的体现。不能因为强调自由游戏，就变成样样都要儿童自主选择。礼仪层面，中国讲究德育为先，讲规矩、塑善良品性，但过分突出一些形式上的礼仪每天都搞就是走极端了，应该以感受为主，适可而止，不要过度。
    “用儿童的视角看问题”是伪命题
    很长一段时间里，朱家雄强迫自己每周至少有一天时间守在幼儿园内，看过的教育活动少说有数百个。实践出真知，朱家雄深受园长和教师智慧的启发，在与他们共同讨论课程实施和改革问题的过程中，从纸上谈兵式的教学中摆脱出来。目睹当前教师所面临的困扰，朱家雄多次替其发声，为回归教育规律而奔走鼓呼。
    《教育家》：一些教师表示，不同专家给予幼儿园课程的指导意见有时是互相冲突的，导致自己更加迷茫。作为专门从事幼儿园课程研究的学者，您对幼儿园课程建设方向是如何理解的？
    朱家雄：一位教育部门的领导曾经跟我讲，现在很多人用谁都听不懂的话，去做那些我们过去都做过的事情。课程在幼儿教育中只是学科中的一个专业领域，如今许多不是搞幼儿园课程的人都在发言，自然会将许多问题搞糊涂。学术界是忌讳“唯我独尊”的，在大学中多么标新立异的观点都可以有一席之地，而深入一线中，政策制定者就要有主心骨。美国国家学前教育研究院在许多年前提出了幼儿教育最重要的学习，即阅读、数学、科学。我们受到的影响是将不同的学科综合起来，这是中国幼教改革的起点，后来逐渐用主题的方式来推进课程。但当时DAP的撰稿人也强调，如果不懂学科教学，综合教育只是堆积而已。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们的课程合得太久了，对分的关注就开始有了，现在不少幼儿园也开始尝试分科教学，趋势逐渐显现。
    以数学为例，其实是很难融入主题教育的。课程建设的逻辑起点，是首先要想清楚儿童头脑中的数概念到底是自己玩出来的，还是后天教育的结果？我认为答案是难以确定的，玩有玩的方法、教有教的道理，但我相信玩要有“章法”地玩、教也要有意义地教，而且都要基于研究来进行。太过强调学科逻辑，会否定学科之间的连接以及整合性；太过强调统一，缺失基本的学科逻辑，研究就无法深入。两者不要简单地互相否定。不过我们确实合了太久，许多教师不知道教什么。这也是前段时间PCK（学科教学知识）受欢迎的原因，其实就是告诉教师每个学科怎么教，教学不能只靠经验，而要把握核心概念。
    《教育家》：您在书中阐述了自己从倡导幼儿教师做观察、纪录，到不赞成将观察、纪录作为教师日常必须做的工作，是基于怎样的思考？
    朱家雄：不久前，我的另一本书《趣说幼童》发布会举办，主题是“尊重与解读——走进幼儿这本读不懂的书”。作为教师，对观察对象要抱有尊重的态度，儿童是活生生的人，如果说“读懂儿童这本书”，本身就是对儿童最大的不尊重。在尊重的基础上，再来谈解读儿童。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解读首先要有立场，立场决定了解读的视角和结果。解读的过程就是选择的过程，是赋予意义的过程——我曾经对《儿童的一百种语言》中这一阐述并不理解，于是专程到作者之一的福门教授家中学习了三个月，才逐渐理解。也就是说，看东西不只是用眼睛看，主要是要一直用头脑思考，选择想要看的，哪怕它显现的位置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赋予意义，意义可以很多，作为教育者，就是要怎样把儿童培养成社会需要的人，做观察纪录的目的就在于此。所谓“用儿童的视角看问题”是伪命题，我们已经不是儿童了，怎么可能站在儿童的立场，只能从教育的角度来赋予意义。
    而现在不遗余力地让教师去“记录”儿童的行为，是非常困难的，也是教师内卷的原因之一。“记录”是评价儿童是否符合某一标准的过程。它的聚焦点是儿童发展的结果或教育、教学的最终成效，所记录的信息是静态的。它的标准化评价范式与教育价值取向息息相关。作为一个资历比许多人老一点的学前教育研究者，我在这件事情上也有过挫折和不理解，所以也劝告研究者，在没有弄懂以前不要轻易去指导教师，否则就是害教师。在DAP第四版中，虽然没有否定观察纪录，但也提到所有教师都做这件事情太过复杂，不要浪费教师的时间。对于以儿童生成为主的低结构课程来说，质量评估是世界性难题，最后容易变成讲故事。一旦讲故事，故事的真实性显得并不重要，往往只是为了佐证它的理念而已。因此，倡导观察、纪录的人，先要弄清楚“记录”与“纪录”之间的差别，否则就会“张冠李戴”。
    《教育家》：您在书中强调不能把教师“抬”得太高，把教师都看成课程的研究者、编制者、生成者。如何发挥教师的价值，并使其产生职业获得感？
朱家雄：我经常跟幼儿园教师说，编课程主要是课程专家的事情，实施课程是你们的职业。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员来做，如果让我实施课程，我到幼儿园也是束手无策的。教师从开始实施课程，要经过一个漫长的阶段，起码要5-8年才会稍微有些课程的自由度，而专家型教师只有少量，大概需要15年成长期，这是教师成长的基本规律。教师要老老实实地做，不断积累经验，热爱自己的职业，慢慢发掘潜能。如果让每位教师都成为专家型，本来就是违反规律的，培养过程也浪费了大量资源，结果适得其反。首先要解放教师，只有教师快乐了，孩子才会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