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蒙特梭利教育的认识要远比对福禄贝尔的认识丰富得多。
    蒙特梭利教育具有相当强烈的经验主义色彩。蒙特梭利强调儿童的感官训练和肌肉练习，设计了一整套训练感觉活动的教具和发展动作的器械、设备，让儿童在教师创造的环境中实现自我教育。
    我最早知道蒙特梭利这个名字是在1981年前后，那时在“教科班”由赵祥麟教授给我们上《西方教育哲学》的课，赵祥麟是杜威的学生，国内有关的杜威的学术著作大都是他与王承绪教授合作翻译的，他讲述的杜威教育思想在国内应该是最为权威的，事实上，他对杜威五体投地，赞扬他的教育思想，认为无人可以超越，时不时地还能跟我们讲述一些只有他才知道的小故事。这样的学术背景，导致他对蒙特梭利不屑一顾，对于蒙特梭利几乎用尽了贬低的词汇，评论蒙特梭利没有思想，谈不上理论，只有方法。赵祥麟是我在国内接触过的少有的大学者，我认为他有“门道”，有“师父”，念过“真经”，而且“走火入魔”，他站在进步主义的立场猛烈地批评经验主义的蒙特梭利，那是可以理解的。
    赵祥麟在课堂上这样讲，在美国曾创办过一个“杜威学校”，按照杜威的思想创设环境、设置课程和运用教学方法。当人们问及这个“杜威学校”是否体现了他的教育思想，杜威毫不犹豫地加以否定了。当时，作为学生的我不理解其中的奥秘，并不得不暗中佩服杜威是个“高人”。我在一本书中是这样评论这件事的：“杜威是个在天上论道的高人”，“与其说，在天上才叫做高，不如说，天上与地下不是一回事。高人如若不明白这个道理，那么他就成不了一个高人”，“教育理论可以高高在上，纯而又纯，教育实践往往是个‘大杂烩’，换言之，一个高大上的教育理论，如果被不折不扣地演绎为一个教育实践，那么一定不会是行得通的。”
    后来，我将这样的想法推演到了对皮亚杰，并认识到皮亚杰也是个在天上论道的高人，他只关注人的认识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对于他的理论如何被用于指导教育，他并不感兴趣，当年，当学前教育工作者几近疯狂地追随他的理论，他依然“稳坐在天上”，“不愿下凡到人间”，他只是风轻云淡地对教育工作者说了几句话：“你们要提供实物给儿童自己去操作；你们要知道运算对于儿童来说是困难的；你们要帮助儿童自己提出问题的技能。”可以设想，如果杜威、皮亚杰将某个教育机构的教育看成就是他们思想在教育实践中的落实，那么也许会导致人们的评论：“没有什么高明，不过如此而已”。
    我后来才认识到，为什么持浪漫主义倾向的学者大都会反对福禄贝尔和蒙台梭利，因为他们都是在“地下”做幼儿教育实践的人。
    我后来才认识到有些学者反对福禄贝尔和蒙台梭利，甚至很激烈地批评福禄贝尔和蒙台梭利，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立场决定了他们的行动，他们虽然还没有在“天上”的资格和能力，却在学着“天上”的人说话；但是那些关注幼儿教育实践的人，不能只是关注“天上”的事情，更要关注“地下”的事情，否则他就是不食人间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