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专著《建构主义视野下的学前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中，就“对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运用建构主义理论的置疑和批评”的话题，我表达的是以下的话：
    从幼儿园课程的文化适宜性看，运用源于西方的建构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幼儿园课程，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基本一致，而与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基本相悖。具体地说，幼儿园课程强调个体发展而非标准化学习；强调儿童自主、主动建构而非完成指派的任务；强调活动的过程而非活动过程；强调道德自主而非道德训导，等等，都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基本一致，而与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相距甚远，有的甚至完全相悖。
    文化不是单一的，文化正在 “混合和迁移”，东、西方文化需要相互取长补短，文化的交流，文化间的相互碰撞和接纳才会有益于文化的发展。但是，文化问题需要文化解决的方式，绝不可能全盘输入和运用。在学前教育领域中，占主流的应该是中华优秀文化以及能反映中华优秀文化根本价值的东西，从根本的价值观来看，这是不可妥协的。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尽管我国的学前教育，特别是幼儿园课程改革，从皮亚杰的建构主义理论中获取了不少有益的启示，但是过多地强调和运用，必然会带来很多的问题，甚至是根本性的问题。
    例如，在我国幼儿园课程中过分强调个体自由和权利，会导致该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与文化和政治处于不适应状态，甚至处于对抗状态；过分强调个体自我发展、自主建构和兴趣的满足，会导致该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与当今整个教育制度和现状之间产生矛盾，从而使个体处于尴尬的状态；……
    持浪漫主义学前教育取向的学者们期望在我国学前教育领域内发起一场类似于数百年前西方国家发动过的“启蒙运动”，从而从根本上“实现人性的解放”。他们从包括皮亚杰在内的思想家那里找到了理论依据，并竭力想将这些理论推向学前教育实践。但是，应该看到，制约和改变学前教育的主要不是心理学和教育学理论，而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因素，因而，在微观层面上讨论学前教育改革的问题，主要能解决的只能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而不是学前教育的根本价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