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幼儿园教育的问题，是教育学范畴内的问题，而非心理学范畴内的问题，虽然，教育学问题范畴内是与心理学范畴内问题是密切关联的，但是这毕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早期教育中就曾出现过将“发展”看成是教育的全部或者主要部分，最为典型的就是“适合儿童发展的教育”（DAP）。这一概念的产生，即使在西方也饱受质疑，迄今，虽然名称似乎还在，但是内涵已经发生了质变。
    在我曾出版的《幼儿园课程》一书中谈到过这个问题：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针对美国学前儿童教育有小学化的倾向，全美早期教育协会曾倡导过发展适宜性课程(DAP)，提出早期儿童教育应适合儿童的年龄特征和个体差异，他们的倡导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以儿童发展为本，课程要适宜儿童的发展，似乎成为了许多早期儿童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但是，发展适宜性课程也遭受到了许多质疑和挑战。斯波代克等人认为，儿童发展理论不应该是课程设计唯一考虑的理论基础，哲学和社会文化对于课程设计同样重要。
    柯尔伯格和梅耶则批评发展适宜性课程仅仅根植于有限的儿童发展理论。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使全美早期教育协会不得不数次修正其立场，在“发展适宜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适宜性”的概念，在1997年版的指南中，将家庭和文化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给予了强调，也肯定了教师作为决策者和课程编制者的作用。  
    古芬归纳了将儿童发展理论作为制定课程唯一理论基础所存在的问题：①把发展理论等同于教育理论，是把“是什么”的问题等同于“应当是什么”的问题。②把发展作为教育的结果，等于强调了儿童能做什么，而不是儿童应该做什么，而儿童应该做什么的问题是最有教育意义的，需要从哲学和伦理学上来阐明，而不是发展理论所能解决的。③过分依赖发展理论，就会使教育者将社会价值的问题搁置一边。④依赖于发展理论来决定教育目标，会模糊教学内容的政治倾向性，意在指出课程的选择应由发展的适宜性来确定，而非政治的和道德的优先性来确定。……
    而今，幼儿园教育只要游戏，否定教学，又重犯了当年西方人所犯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