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没有做官的欲望，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每每看了宫殿片以后，总觉得那些做官的人实在很可怜，只需皇上或比其级别高的官员说些什么，他们就不得不呼应或附和，不管自己或别人在不在理，不然就会被贬黜，或被惩处，甚至连小命都不保。我喜欢自由一点，自然不想被“套住”。
    但是，实际上不少人是想当官的，道理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当官者有权有势，

    说实在的，出差在外，与高规格的领导在一起是最省心的事情，省心在于受到的接待规格也高，许多原本需要花费很多心思去办理都不定成功的事情都会有人热情地送上门来；省心也在于我不是领导的下级，用不到花费心思去讨好上级领导，以求得做官的安全感，或争取到被提升的机会。偶尔，高规格的领导来了雅兴逸致，愿意与“文人墨客”闲聊，不定还能与其海阔天空一番。

    
    改革开放以来，人的观念变化太多了，特别是年轻人。但是，在众多的变化中，可以发现有一样东西没有变化，或者至少在本质上没有变化，甚至“越演越烈”，那就是“等级观念”。
    大凡做官的人，是不可以没有等级观念的，否则就不是做官的料。普通老百姓反正在等级制度的最下层，没有太多话语权，自然被忽略不计。学者们多少能有机会讲些话，而有些个学者偏偏不买“等级观念”这个账，

    
    十年以前在文科大楼附近工作，还能常在路上遇到瞿葆奎先生，以后很少去那里了，就几乎难以遇到了。按年龄，他早该退休在家了，但是这次遇到他，才知道他还常去文科大楼办公。我没有说任何劝告他在家休息的话，我知道要让他保持良好的状态，最好就是让他不停地工作。
    瞿先生滔滔不绝地与我谈话，这次，谈得最多的就是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孟宪承。

    
    我没有上门造访他人的偏好，即使自家人，也很少会去登门，更不用说是同事、朋友了。
    不是因为瞿葆奎先生退休在家，不是因为好久没有见到了他，不是因为同事不断地提醒我，恐怕我会一拖再拖，不会赶在中秋节之前去拜访老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