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做学者并不容易，特别是做年轻的学者更不容易，每年的考核，就让他们难过，因为考核需要完成一系列的硬指标，诸如，发表过几篇学术论文，有几篇是上CＳＳＣＩ或ＳＳＣＩ的；有几本著作；有几个科研项目，它们是什么等级的等等。考核的量化评估，成为了学术机构评量学术成果的常规，它起了监督、评估的作用，也常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

　古时的秀才，还算不上是学者，只能算是刚开始走向“学问”的人。有道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说的是在武者面前，手无缚鸡能力的秀才，即使有满腹经纶，也是不管用的。这样的说法，并非想要说明兵有多大的能耐，而是想要说明，秀才有多么迂腐，有多少无奈。
　其实，“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样的说法更可以改成“秀才遇到官（或大学者），有理更说不清”。无论如何，秀才还称不上是官，即使秀才有点像是官人了，

    我是认识几个做官的人的，而且是做大官的，或者是做过大官的，他们原本是学者，即使做了官，还是有点“书生气”。
    我喜欢这样的官，虽然不能说这样的人都一定是好官，但是至少我认识的几个都算是好官。

    
    从古到今，人们主要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对学者进行描述和评说，即要么将学者描述为十分清高，性情刚正；要么将学者说得十分迂腐，书生气十足。这两种学者有诸多的不同，却有一个类似之处，就是都有点“不食人间烟火”。
    在官本位的年代里，人们看到了第三种学者的形象，他们像一些小吏，围在大小的官员边上。这些学者会一次又一次地省略自己认识或并不认识的领导人的姓氏，亲亲热热地招呼着领导，为的是显示自己的背景和立场；

    从古到今，学者们都在运用他们的智慧创造财富，构建文化。
    近日里，中国文联的冯骥才先生提出，我们的祖先用了至少一千年的时间，在中国的大地上创造了数百个个性化的城市，而今，经由30年的建设，这些城市大都走向现代化了，但是城市失却了个性，走到那里都差不多，辨不清城市的独特性了。冯先生认为，这是政府官员不听取学者们意见和建议而导致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