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会议照例是要请客的，主人让客人们坐上大巴，在小山上转了几圈，来到了一家餐馆。说它是宴请的餐馆，从外面看，一点都没有感觉，就像是坐落在山上的私人别墅。宴会分两个部分，先是酒叙，再是正餐。
    外国人的喜爱跟中国人真是不一样，在户外，手里拿着个酒杯，装上些葡萄酒，来来回回地就可以走上好几圈，跟这个讲讲，跟那个聊聊，耗去了不少时间。我不是这个文化圈的人，再怎么的，也不会明白这种场合究竟会发生些什么。我只是知道外国人一般不会白白耗去时间的，我相信一定会有许多他们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发生。

    
    我知道米兰是国际时装潮流、经典歌剧和豪华酒吧的同名词。到米兰，就会去大教堂广场，因为那里有欧洲第三大教堂，还有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拱廊，前者是欧洲最杰出典范的歌特式建筑，后者则是一条古老而典雅的名店街，汇集了时尚名店、高档餐馆。

    
    上世纪60年代初，我还是个刚进初中的学生。过年后，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命题作文，题目是“过春节”。
    那时候，即使我们年龄还不大，满脑子都已经被革命的字词和事情给占据了。差不多每个同学都将 “过春节”的题目自觉地演变成为了“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自然，文章中的文字都带革命色彩的，内容大都是杜撰的，情感大都是虚构的。
    我就读的中学地处上海的“上只角”（洋人所谓的“高尚居住区”），而且是名校，同学中少有劳动阶层出身的人。住在我家不远处，我的一个乐姓的同学是个例外，也许整个班级就他那么一、两个工人子弟。

    
    每年过年，家里有一些固定的程式是不变的，诸如除夕夜吃年糕（据说北方人是吃饺子的），初一早餐吃汤圆；给压岁钱（以前被人给，现在给别人）；看放鞭炮（以前自己放，现在看人放）；……。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自己也讲不明白，也从来就没有想要明白过。
    听人讲了一件事，让我不经意地明白了。那是发生在一个美国家庭中的事情，一天，这个家庭中的一个孩子突然发问：“感恩节吃火鸡，为什么我家的火鸡总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别人家的火鸡都是完整的，我家的火鸡屁股都是没有的？”孩子的爸爸妈妈答不上来，就去问孩子的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也答不上来，爷爷又去问了他的妈妈。老太太老得快不行了，半晌才回答了孩子的爷爷：“

  
     那是我一生中过得最不爽的一个年，记得是1987年。
    我连续乘坐了十多个小时的飞机到达波士顿，又从波士顿乘坐了大巴士，到达了大学所在地——爱默斯特小镇。一个中国留学生用车将我送到了另一个中国留学生小刘的居处，我被安顿在那里。
     天上飘着满天大雪，窗外一片白茫茫。我在温暖的客厅里，搓着被冰冻了的双手，用眼睛打量着屋子里的一切。客厅不算太小，里面空空落落的，只有一张旧桌子和两、三把椅子，还有一个有点破的沙发。地上铺着的地毯倒是让我感到有点奢侈，因为在那个年代，在中国大陆很少有人在家里铺地毯的。客厅与厨房是连在一起的，厨房的排风扇上积满了油污，灶台上爬着几个蟑螂，据说是德国种的，比中国蟑螂小多了，很难杀灭。卧室很小，只能放两个单人床。
    人最怕的是孤单，特别是在节日里孤单，特别是在节日里在异国他乡的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