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接到旅居美国的薛老师转来的信，要求我整理一下关于德弗里斯在中国活动的照片，因为“美国建构主义教师学会悼念”在今年的年会上要追思建构主义大师——德弗里斯的事迹。我这才知道德弗里斯于今年5月28日去世了。
    我一边整理照片，一边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很多的往事。一个“老外”的过世，会引起我的伤感，说明这个“老外”与我是有点交情的。





    我想起的第一件事情发生在去年7月下旬，我突然接到了来自德弗里斯的一封电邮。我们已经好久没有通信了，接到她的电邮让我有些惊喜。我后来才知道她为了寻找我的新邮址，花尽了心思。在这封电邮中，她告诉我，她去“鬼门关”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因为她得了“血癌”；她告诉我，她现在的状况很好，住在她姊妹家里，正在休养，并准备继续做研究；她还告诉我，如果我要她新版的关于道德教育的专著，她可以寄给我。她在信中的那种语气，显得十分轻松。
    我在收到电邮的当天晚上，即给她回了信，向她致以慰问，希望她能保重身体。但是，在我心的深处，留下的是不良预兆。
    三天后，我又收到了德弗里斯的电邮，她告诉我，她仍然在做她的“斜坡”研究，并抱怨新版的《道德教育，道德儿童》的出版太过磨蹭；她告诉我她近日的行程，并问及我何时回再访美国。
    我给她的回信是在一个月以后，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接到她的回信。现在想来，可能那时她的健康又出现了问题。
    我现在多少是有点自责的，我想我应该多写几封电邮去的，即使她不回，她也会感到有所安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