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南宁对一百多位幼儿园骨干教师讲课，这些教师有的来自城市，也有的来自乡镇。我讲课的题目是我从来没有讲过的，是举办者出的，叫做“幼儿园教学诊断与有效教学”。也许是这些参与培训的教师从来就没有听过这样的报告，课堂是活跃的，呼应是空前的，我的发言不断被掌声打断。
    其实，我的报告并没有什么新意，只是讲了一些在幼儿园教学中出了一些什么问题？（也许这就是“教学诊断”）如何解决这类问题等等。从教师们的反应来看，这些问题还正是发生在他们日常教育、教学中的问题，否则他们的反响不会有那么强烈。
    在课间，有一位教师在道上挡住了我，看她的神色，有点异样，带有点激动。她深深地向我鞠了一恭，然后对我讲，她从来就没有听过我的报告，也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但是她说我所讲的话正是她已经讲了的，或者正在想要讲的。她还告诉我，由于她讲过一些类似我讲的话，被有关领导认为是“反动”的话，是要被批判的。
    我当时有点愣了。我想，如果这样的事情存在的话，那么我岂不成了“反动的头子”。这样的事情在文革时期或文革以前都曾有发生，现在几乎听不到了。
    那位教师告诉我，她是南宁铁路系统的一位教师，她还在为她的想法抗争着。她对我没有提出“援助”的请求，让我感受到她坚强的一面。
    事情原本并不那么需要弄得剑张弩拔的，因为现在已经不再是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了。学术上的问题可以争鸣，百家争鸣的前提是允许百花齐放。学术上不可有学霸，行政也不可以势压人，现在的社会变了，大家要明白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