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我写的第二篇博文，题为“每个人都需要在安定中生活”，讲的是我70年代在江苏大屯煤矿工作的年份，我们与农民工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那时，作为工人的我，保护国家财产，是自己的天职，很认真，很感到神圣，甚至可以为此献出生命，因为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如此。
    然而，在农民工的立场，他们可不是这样想的，他们看到了我们每天吃鱼吃肉，还能挣到比他们多很多的钱，他们感到不公，感到郁闷，期望改变一点现状，于是他们就往工地上将材料往家里拿。
    在这样的场合下，工人与农民处于不同的立场，想的是不同的道理，做的是完全相反的事情。究竟谁有道理?“保护国家财产”是道理，还是“农民兄弟穷，需要些什么，就给他们一点”是道理？
     那时，我很年轻，始终不明白究竟哪个才是道理。我们一拨年轻人差一点因为坚持自己相信的道理，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死在农民兄弟的乱棍底下。现在想来，还是有点害怕。
    在那篇博文中，我写道“大凡让人在生与死之间曾经徘徊过的事件，会给人以至深的感受”，从那以后，我更相信的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更相信的是，道理是人讲出来的，不同的立场讲不同的道理。
    后来，不做工人了，倒做学问去了。所谓的做学问，就是研究道理，讲述道理。做了十年工人的我，曾经闯荡过“江湖”的人，有过多次生死间来回的人，突然放下了手中的活，去讲究道理了，似乎有点滑稽，但是自然不会像一个从书斋到书斋的秀才那样斯文，那么满腹经纶，自以为是。
    我干过各种活，也学过不少学问，虽然都不算精通，也算不很糟糕。体会更深的是，讲究道理其实不比干活更高明。就这一点而言，我有点认同毛爷爷的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