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过许多城市，但没比去宁波更有感觉的了，因为我是宁波人，听到乡音，吃到家乡的饭菜，会有特别的感觉。
    我去过多次宁波，但是每次都是匆匆而去，匆匆而回，没有细细地去体验家乡的“味道”，想到的只是以后还会再来，肯定还会再来，而且不止一次地会再来。

    我去过去过许多地方，但是没有去过遵义，这次有机会去了那里。
    除了完成公务，我也专程去了“遵义会议旧址”，那是去遵义的人一定会想到去的地方。遵义，一个不起眼的中小城市，由于“遵义会议”而闻名，是因为它与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紧密相连。

    5月10日，我参加了在郑州惠济区举办的黄河文化节，并做了一个题为《从文化的视角看幼儿园教育》的报告。我是第二次到这个区参加这类活动的，这个区的实验幼儿教育集团带领全区多年来做的“黄河文化节”，是“跳出教育看教育”的一个典范。
    从文化的视角看幼儿园教育，是我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关注的问题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开始接触了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我深深地认同了布氏的观点：（1）对环境的定义；（2）对四个生态系统的定义；（3）对四个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诠释，特别是小系统、中间系统和微系统是与大系统是同源的。在布朗芬布伦纳后期的学术生涯中，他特别提出和强调了在大系统中政策的特殊作用。

    我仔细地查阅了世界各国的幼儿教育，但凡经由政治人物制定的、由政府出资或资助的该国的幼儿教育，都是为了“国家利益”，反映的都是“国家意志”，尽管国情不同，但是基本思路都是一样的。
    具体地说，国家在制定幼儿教育政策时，都将以下3条作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