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所见、所闻和所思
因为多年来在大学承担《幼儿园课程》教学的缘由，让我逐渐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那就是有事没事地经常去幼儿园转转、看看、听听和讲讲。在这近20年不算很短的时间段中，从南到北，从国内到国外，我到过的幼儿园不在少数，感受和联想不是几篇文章所能写得明白的。在这篇题为“对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所见、所闻和所思”的文章中，我只是撷取自己在当今幼儿园课程改革中少许的一些所见、所闻和所思，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20年来，我国的幼儿园课程发生了变化
1987年，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托宾等人曾经对中国、日本和美国三种社会文化中的托幼机构的教育进行过比较研究，1989年，研究成果以题为《三种文化中的学前教育》的著作发表，在国际范围内轰动了学前教育界。
2003年，托宾（J. Tobbin）等人再次对中国、日本和美国三种社会文化中的托幼机构的教育进行了比较研究，虽然这次研究的成果还没有发表，但是已有的研究资料似乎已经表明，由于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密不可分的幼儿教育实践也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
我曾协助托宾等人在中国进行研究，在此过程中先睹了他们在中国、日本和美国于2003年拍摄的录像，我也再次重温了托宾等人在1987年拍摄的录像。
虽然，在我国已经难以找到能够真实反映80年代幼儿园课程运行状况的录像片了，但是，重温托宾等人于1987年在中国拍摄的录像，让我能够真切地回忆起当年我在幼儿园中所看到的一切。在录像片中，幼儿园“兵营式”、“同志式”的生活——行动一致地上厕所、吃饭和游戏，儿童完全听从和跟随教师而进行的教学，等等，这些镜头让我感到似曾相识。我迄今仍然记得这样一件事情，在那个年代，我曾经陪同美国著名的学前教育家斯波代克访问了上海的一个幼儿园，在观摩幼儿园一日活动的过程中，这位专家竟然不顾礼仪，当场“出言不逊”，指责该幼儿园的课程与小学没有什么差别。
2004年，在美国亚里桑那州立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前教育专家们在会场上观看了托宾等人在2003年拍摄的录像，他们对中国的录像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并当场在大会上向我提了许多问题。这件事让我想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在近20年的改革中，我国幼儿园课程确实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发达地区、各方面条件较为理想的幼儿园，课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点，让那些持西方人的价值观，而头脑中依然保存着1987年录像印象的外国学者感到意外；其二是，在他们看到的录像中一定存在有“中国式幼儿园课程”的精华，可以让他们学习，可以让他们从中去发现能引起他们自己反思的东西。
要深入反思课程改革走过的历程
从80年代开始的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所针对的问题是明确的，那就是对过分强调系统的知识和技能，强调教师的作用，而忽视儿童的发展和需要，忽视儿童的活动和直接经验等提出了挑战；对幼儿教育管理的标准化和一统性提出了质疑。我曾在一篇题为《变化的社会，变化的幼儿教育》的文章中指出，包括幼儿园课程改革在内的“幼儿教育改革顺应了社会文化变革的需要，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势在必行。”
在这20年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历程中，广大的幼儿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摸着石子过河”，尝到了课程改革的各种酸甜苦辣。我曾在一篇题为《给幼儿园教师松绑》的文章中指出，在我国，“幼儿教育改革已经历时近20年了，我们的幼儿园教师改革的热忱始终不渝，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事。然而，教师对幼儿教育事业的热情应该受到保护，教师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应该受到珍惜，教师的劳动应该受到尊重。”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获得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了，我们可以静下心来理性地反思我们在幼儿园课程改革中所走过的历程，反思幼儿园教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问题了，这样做能使我们将幼儿园课程改革推向更健康的发展方向。
教育研究要走向生态
曾在美国教育界担任多种要职的历史学家艾论·拉芪曼（Ellen Lageman）十分尖锐地指出，美国教育研究的一百多年历史是一段扑风捉影的历史，大部分教育领域的研究，对教育本身没有帮助，没有从教师、学生、学校、家长和社区的发展需要，针对教育生活的过程进行研究。大量的研究只是为了研究，不是为了教育，不是为了参与教育的人和发挥教育的社会福利功能。他还指出，由于美国的教育研究都被转移到了大学，整个研究就此踏上了走向“科学”的道路，这个“科学”使得教育，包括教育发展、儿童学习、家庭和社区的关系、社会和教育的关系，等等，都处于落空的状态，换言之，“主要的教育研究的驱动力把教育研究推向一些不良的方向，抛开现实生活中政策和实践之间的紧密互动关系，一味追求过分量化分析和科学主义。”
其实，追溯在美国的教育研究历史，早在十九世纪末叶，就有许多自发的或民间资助的研究都与教育的实践过程、与参与教育的人以及与学习者密切相联，尤其是在学前教育领域中，诸多的研究已经在关注教育机构日常生活中如何提高教师职业水平的了。以后，有些研究在问题的提出，研究的设计，研究的开发、应用和评估，都已经涉及到了教育环境中的生态性联系，也常常引发了百家之言和广泛的讨论。只是这种渊于教育实践，着眼于教育实践的教育研究在当时没有成为主流。近些年以来，这样的状况有所改善，从生态的视角审视和思考人的发展和教育问题，注重教育现场和情景，教育研究着眼于解决教育实际问题，这种研究取向正在越趋明显。
反思在美国所发生过的事情，引发了我对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思考：究竟是否存在所谓科学的、正确的教育理念？适合我国社会文化以及不同地区实际状况的幼儿园课程究竟是什么？幼儿园课程改革是以解决幼儿园教育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为导向，还是以让幼儿园教育实践去适合所谓科学的、正确的教育理念为导向？等等。
课程是教育中最重要、最繁难、最易被误解的教育问题之一
在我撰写的《幼儿园课程》一书中，第一章的第一句话，我引用的是钟启泉先生书中的一句话，那就是“课程是教育中最重要、最繁难、最易被误解的教育问题之一”，我认为这句话也完全适用于幼儿园课程。
说幼儿园课程是幼儿园教育中最重要、最繁难、最易被误解的教育问题，是因为幼儿园课程涉及了太多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宏观的，有的是中观的，还有的是微观的，所有的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说不清，理也难。要对幼儿园课程实施改革，这决不是一场运动，或者是几道行政命令，或者是由专家权威们发出一些倡议，或者是只需幼儿教育实践工作者付之满腔热忱和努力就能奏效的。
我曾经有感而发表过这样的议论：“这些年来，专家也被‘神化’了，只要是专家的话，好像就是真理，被教育行政部门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和评价的标准，被幼儿园作为行动的指南。”在“摸着石子过河”的情况下，权威人士们发出的声音是最容易被当作真理的，加上教育行政力量的强大这一独特的国情，幼儿园课程改革可以自上到下，一竿子插到底。
幼儿园课程改革的难点之一，就是理论并不等于实践，“应然”并非“实然”，过分在乎理论的“先进性”，反而有可能导致幼儿教育实践的“不可操作性”。一种好的理论，有其自身严密的逻辑和体系，它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只能被用于解释和指导特定的现象和事件。幼儿教育实践则应着眼于最优化地解决问题，着眼于“行得通”，而不应过多考虑是否与“正确”的理论相符。幼儿教育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是五花八门的，没有一种或数种理论能够理想地涵盖和指导如此繁杂的实践问题。
我并没有任何贬低或否定专家以及他们的研究的用意，但是我不赞成那些自己缺乏基于幼儿教育实践的研究，又会运用所谓高深的理论和不断创造的新名词去发表课程改革指导意见的权威人士的做法。我不认为拉芪曼所批评的扑风捉影的教育研究对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推进会有帮助，相反，这样的研究只能让园长和教师陷在“云里雾里”，花费了力气，却没有了方向，而且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才好。
其实，幼儿园课程改革的真髓在于其可操作性，即能有效地平衡组成课程的各种成分之间的各种关系，使之成为协调的整体，在教育实践中发挥高效的功能。教育研究的情景性和现场性，是有别于许多研究领域的研究的。这一点往往容易被学者们所忽视，甚或所不齿。教育实践工作者应该理解学者们的立场，因为学者们最为关注的是纯而又纯的理论；但是，教育实践工作者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在进行课程改革的过程中，理论再动听，如若让教师不知道如何去做，或者根本行不通，那么还不如不改革。
而今，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新名词、新概念不断涌现，被炒作得沸沸扬扬，而许多幼儿园教师却被弄得越来越糊涂了，难怪有不少幼儿园教师会发出这样的抱怨：“以前会教的教师不会教了，以前不会教的教师更逍遥了。”
而今，聪明的商人们却玩起了深沉，能被用上的新名词、新概念几乎全都被用上了，因为幼儿园课程一旦被冠以这样的新名词和新概念，就像该课程穿上了“正确教育理念”的外衣，于是就有了卖点，而广大的幼儿园教师却成了被愚弄的“臣民”，看着“皇帝的新衣”，虽然看不明白，还不得不附和着说好话。
幼儿园课程不是谁都能编的，也不是谁都会编的
真正用心编制过幼儿园课程的人才会真正体会到编制幼儿园课程的繁难。近些年来，我曾静心地参与了幼儿园课程的编制和发展，有过经验，有过教训，获得了诸多的体会，才会讲这样的话。
幼儿园课程不是谁都能编的，也不是谁都会编的，这就好比开中医药方，不是任何人都能配制处方一样，非得由具有处方权的中医师来配制不可。幼儿园课程会影响人的一生，高品质的幼儿园课程会让人一生受益，糟糕的幼儿园课程会足以毁坏人生，就这点而言，将编制幼儿园课程与配制中医药方相比拟并不过分。
要能编制一套高质量的幼儿园课程，需要顾及的问题实在太复杂和太繁难了。
例如，在我国编制和实施的幼儿园课程是不可能不反映和传递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的。那么，什么是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呢？怎样通过课程去反映和传递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
去年，我在日本的一个国际研讨会上听取了一个研究报告，让我感到十分震惊。这个研究分析了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德国等其他3个欧美国家的学前教育课程内容，就“课程期望将儿童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一涉及学前教育根本价值的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幼儿园课程内容的价值取向与同属东方文化的日本和韩国有十分明显的差别，而居然与欧美国家学前教育课程所持有的价值取向几近相同。我们的幼儿园课程应该着眼于培养能与中国社会文化相适合的人，而不应该培养中国优秀文化的掘墓人。在编制和实施幼儿园课程时，不充分考虑这一点，就不可能发展出好的课程的。
我国著名艺术家韩美林在今年所做的一个题为“没有文化的文化是可怕的”的报告中言辞激烈地批评了我国出版界编写的字典在传递一种可怕的文化心态。下面，是韩美林这个报告中的一段话：
可是，让我们看看，现在我们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我们大家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查字典，就是这些字典，教孩子的是什么？我来给大家念两段：
“老虎，野兽名，毛黄褐色，有条纹，性凶猛，能吃人和兽类。”把人和兽类对比起来了啊。
还有一个字典里这么写：“虎，皮毛可以制成毯子和椅垫，肉可以吃，骨、血和内脏都可以入药。”就知道吃。
“熊，熊的脚掌脂肪多，味美，是极珍贵的食品。”
“狸，肉可以吃。”又是吃，同志们，老是吃。“皮毛也可以利用。”
下面是“狼，皮毛可以制衣物。”狼太瘦，肉倒不能吃。
“海豚，肉可以吃。”又是吃。“皮可以制革，脂肪可以炼油。”
“狐狸，野兽名，性狡猾多疑。”再狡猾你能狡猾过猎人吗？
“遇见敌人时肛门放出臭气，趁机逃跑，皮可以做衣服。”
同志们想想，这就是我们的字典，这怎么教育孩子？它能有文化吗？
翻开近些年来在我国出版和使用的许多幼儿园教材或幼儿园教师参考用书，大都充斥着韩美林所批评的那种“没有文化的文化”，或者是与中国优良文化相悖的、甚或是可怕的文化，诸如大灰狼一定是坏蛋，非得被打死不可；狐狸一定是狡猾的，也应该被处死；老虎欺负了小狗，小狗一定要想方设法给予报复才过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我看过不少幼儿园搞的“园本课程”，或者是翻阅他们苦心编制的课程或设计的教学活动，这样的问题更是比比皆是。
幼儿园园本课程再议
说到“园本课程”，我在幼儿园经常会看到教师们搞的“园本课程”。
由于有些专家们在他们的文章中提到了“园本课程”，许多人就误以为幼儿园课程改革就是要建立“园本课程”，误以为这是将正确的教育理念转化为幼儿园教育实践的最佳途径。许多幼儿园都忙于发展和编制“园本课程”，不少地区的各级行政职能部门也在大范围地要求每个幼儿园发展和编制“园本课程”，有的还根据幼儿园有没有“园本课程”作为幼儿园评定等级和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我并不完全反对幼儿园搞“园本课程”，能搞好“园本课程”是“高境界”、“高水平”的，但那一定是“十分繁难”的，弄得不好，是吃力不讨好的。我不赞成的是，如果连幼儿园课程的概念、原理和运行机制都不甚清楚，就去盲目地发展自己的课程，这样做，无论对社会，对儿童，还是对自己都是不负责任的。说一句老实话，就我所看到的幼儿园（其中大部分还是当地高水准的幼儿园）中，所谓的“园本课程”，从理论到实践，还算是勉强看得过去的仅占相当少数，大部分幼儿园发展和编制的“园本课程”，用一句客气的话来评价，那就是“经不起推敲的”。对于这一点，我在一篇题为《幼儿园课程管理转型中所存在的问题辨析》的文章中已经有过详细的阐述。
美国课程专家塞纳曾运用3个隐喻说明课程设计和编制与教师的教学不是一回事。他认为，课程是一幢建筑的设计图纸，教师的教学则是具体的施工；课程是一场球赛的方案，教师的教学则是球赛进行的过程；课程是一个乐谱，教师的教学则是作品的演奏。施工者去设计图纸，球员去制定球赛的方案，演员去创作乐谱，都是不适合的，也是做不好的，除非他们施工者、球员或演员中是极少数的高手。
幼儿园课程改革要立足于中国文化和解决自身的问题
幼儿园课程改革以来，在数量不少的幼儿园中，一日活动的组织和安排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至少，幼儿园教师懂得了要尊重幼儿，要满足幼儿合理的需要，特别是满足幼儿对游戏活动的需要。活动区域的活动普遍开设了，幼儿自主的活动增多了，有的还组织了方案教学活动、主题活动，等等。也许，这些都是我们认定的课程改革的成果，也许这些也是有些西方的学者感到中国幼儿园课程发生了变化的原因。
我认为，幼儿园课程改革带来的这些变化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改革顺应了我国这个历史阶段社会变革的需要。开放的社会，需要更多地关注人文精神，需要培养儿童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去年，托宾为我正在编辑的一本书写了一篇题为“从民族志研究视角看学前教育的质量”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是值得我们引起深思的：中国“正力图通过改革学前教育体系，来培养新一批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劳动力。无疑，许多美国的学前教育工作者很高兴在中国的幼儿园中推广建构主义、活动区角、自我表达、方案教学。但作为一个教育人类学者，我担心这些教学法将如何融入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之中，以及在贯彻这些方法时，如何考虑中国社会本土的实际情况。”
我理解托宾这段话的意义，那就是，中国的幼儿园课程改革，远不是按照某些西方人的价值取向，去做好这些西方人倡导的事情。中国的幼儿园课程改革，更多地应该考虑中国人该做些什么，当然，可以借鉴西方人的理论和经验，但是其立足点应该是中国社会本土的实际情况。
当我在幼儿园看到了我们的教师都在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书写计划和汇报、编制课程、设计活动、布置环境、制作玩具和教具、进行观察和记录、编写成长档案，等等，做得很苦，做得很累，有时做得很没有意义，我经常会想，幼儿园教师该做些什么，不该做些什么？幼儿园教师应该如何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些最有意义的事？
当我看到许多幼儿园的管理部门例行公事式地、没完没了地对幼儿园进行评等评级，检查幼儿园有没有编制和发展“园本课程”，有没有建立完整的档案材料系统，有没有进行科研并出成果，等等，做得很累，做得吃力不讨好，有时做得很无聊，我也经常会想，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该做些什么，不该做些什么？这些人员应该如何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做些有价值的事？
在中国进行幼儿园课程改革的研究，应该考虑中国社会本土的情况；在具体的幼儿园进行课程改革，应该以解决幼儿园自己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而不应只是去追逐所谓的新理念、新名词，否则，一定会使课程研究和课程改革都处于落空的状态。
集体教学活动是我国幼儿园课程中很有特点的一类活动
就个人的学术背景和学术偏好，我喜欢建构主义理论。但是，我并不认为在幼儿园课程改革中建构主义理论可以到处被运用。我在与当今国际上学前教育界最为著名的几位建构主义大师的直接对话中，一方面能感受到他们对建构主义理论的信奉和忠诚，另一方面也能感受到他们对建构主义理论在西方国家教育实践中都难于被运用和被推行而表现出来的无奈。在大学的课堂中，我往往会花费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讲述和演绎建构主义理论及其在学前教育中的运用，但是，在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实践中，我并不主张全部地或者过多地运用建构主义去作为设计和实施课程的理论基础。
就个人的学术背景和学术偏好，我喜欢方案教学、瑞吉欧教育实践等。但是，我并不认为在幼儿园课程改革中谁都应该这样去做。课程应该是多元的，“条条道路通罗马”，没有一种最好的课程能适合所有的幼儿园，而各种不同的课程能分别适合不同的幼儿园。在大学的课堂中，在有关的报刊杂志中，我往往会花费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介绍和解释方案教学和瑞吉欧教育实践；甚至在幼儿园中，我也会与教师们一起尝试着去实践一下，去取得一些经验和体会，这是一个理论工作者的信奉、偏爱和个人的追求。在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实践中，我认为教师们可以从学习中获取“营养”，得到启示，但是，我并不主张大家都要照着这样去做，更不主张以此作为评价幼儿园课程有没有进行改革的依据。
我赞成在幼儿园里给予幼儿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让幼儿能够获得更多的自我发展的机会。但是，我并不认为应该以牺牲教师有效的教学作为这样做去的代价。
在我所看到的我国的幼儿园中，似乎有一个谁都不会否认的共同点，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幼儿园从来就没有放弃过集体教学活动，而且，绝大多数的幼儿园园长和教师都将集体教学活动当作自己幼儿园最主要的活动，在这类活动上花费了最多的教育资源和寄予了最多的期望。我相信，这种情况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会是。根据我的经验，在我所观摩过的不少欧美国家的学前教育机构并非如此。
对于幼儿园中存在的这种普遍现象怎么看？是放弃或削弱集体教学活动呢，还是加强和完善集体教学活动？我看到有些“教育理念先进的”幼儿园采用的是回避的方式，那就是，在对外展示时，都是个别化活动，或是方案活动一类的教学活动，而在展示活动以前或以后，对于加强集体教学活动绝不怠慢。
对于在我国的幼儿园中存在的这种普遍现象，我以为是必然的，这不是该不该的问题，也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这是我国的社会文化使然，这是我国的国情使然。有很多原因导致这样，例如，我国的文化崇尚集体精神，自古以来就是，现在还是，将来也还会是，这跟欧美文化崇尚个人不同。又如，我国幼儿园的师生比不可能达到美国的状况，在一个教师面对许多个幼儿的情况下，集体教学活动虽然是无奈的选择，但是也许是最有效的。
许多欧美的学者并不看好我国幼儿园的集体教学活动，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理解中国文化，或者是因为这样的做法是与他们头脑中的价值取向相悖。问题不是欧美的学者看好还是不看好，而是我们自己应该怎么看。其实，欧美的学者也并非铁板一块，他们中有不少人已经研究或者开始研究了我国幼儿园的集体教学活动，发现这是一种很值得他们学习的教育、教学形式。
现在，已经很少见到我国的学者们在他们的文章中论述幼儿园的集体教学活动了，尽管这类活动还是我国幼儿园中最为多见的、被大家默认为是最重要的教育活动。我从不那么关注幼儿园的集体教学活动，到现在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幼儿园的集体教学活动，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这个认识过程的主要出发点就是从解决幼儿园教育中的现实问题出发进行研究，而不是只是通过研究去验证某些假设，或者去演绎某种理论。
我所看到的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
谈到幼儿园各种类型的教育活动，其实不是简单地可以用“好”与“不好”来加以鉴别和区分的，不同性质的教育活动都会有其独特的长处，适合特定的教育情景和教育对象。幼儿园的集体教学活动也是如此。
幼儿园的集体教学活动，可以是低结构的，也可以是高结构的；可以较多关注教师预设和指导的，也可以是较多关注幼儿自发生成的；可以是整合性的，也可以是主要关注某一个学科领域的。只是根据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本身的性质就去判断和评价活动的优劣，这样的做法失之肤浅。我认为，重要的是如何使集体教学活动成为有价值、有意义的活动。
我是一个从事了20年幼儿园课程研究的人，虽然至今为止研究还有许多肤浅之处，但是毕竟还是知道了一些判别和评价不同性质的集体教学活动的基本原理。我是一个长期生活在自己国家的中国人，虽然与外国学者有甚多的交流和沟通，但是审视问题的立场和价值取向仍然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就这样两个基本点，我来评判这些年来我在幼儿园所看到的集体教学活动，我想我主要应该用“揪心”两个字来形容我的感受，当然，我也看到了一些很不错的集体教学活动，但是，这只在少数。
当我们看到一群天真烂漫的幼儿，围着一个教师，在学习毫无教育意义的东西，甚至是与我们的文化相悖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能不揪心吗？
当我们看到幼儿被莫名其妙地要求去发现和探索，而他们的手中缺少材料，心中没有目标，一会儿朝东，一会儿到西，我们能不揪心吗？
当我们看到一天下来，教师很累，幼儿也很累，家长的钱财和精力都花费了，社会的资源也都花费了，但是谁都没有在这类活动中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能不揪心吗？
… …
我实在不愿意将我所看到的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描述得那么糟糕，我希望我所见到的都不能代表真实的存在。但是，我怎么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正视问题，分析原因，加以改进。我相信，要作这样的改进并比做幼儿园课程改革中的其他事情要容易一些。
提高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水平的入手之处
造成当今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水平低下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l 由于在课程改革中强调了幼儿自主、主动学习，强调了个别化游戏和教学，误以为开展集体教学活动就不是先进的教育理念，对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的重视程度减低了，甚至不敢去抓了。
l 由于幼儿园园长和教师被要求做过多的文案工作和科研工作等，没有精力去研究和反思集体教学活动的质量了。
l 幼儿园课程在管理上放手后，幼儿园有了自主决定课程的权利，但是园长和教师缺乏经验，在还没有能力和条件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