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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幼儿园课程改革——华东师范大学朱家雄教授访谈录
2007-03-20        点击:4903

幼儿园课程改革必须顺应文化发展

  (以下简称“记”):文化的核心即价值观问题,一定意义上说,文化的发展和变迁是社会改革的驱动力。综观世界各国幼儿园课程发展与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到文化发展、特别是价值观的冲突与衍变,是推动幼儿园课程改革与调整的重要原因;对文化的反思、批判、整合和重构,也成为幼儿园课程改革的依据。从某种程度上说,忽视文化的影响作用,会导致有误政策的实施,从而导致课程改革的失败。当前在国内,文化哲学、教育文化学研究发展十分迅速,这促使人们从更深的层次、更复杂的文化背景对我国的幼儿园课程改革提出省思、质疑和研究。

2006年,您作为特约专栏主持人,为我们《教育导刊》写过幼儿园课程改革与发展方面的系列文章,提出要充分考量文化的发展和变迁对课程改革的影响,倡导从文化学、生态学等视角考察与研究幼儿园课程问题,应该说这在国内幼儿教育界吹起了一股新风。幼儿园课程改革与文化发展的关系究竟怎样?您能否结合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发展历程作一简要回顾?

朱家雄(以下简称“朱”):可以说,强调文化因素在幼儿园课程改革中的重要性,这并不过分,当今国际上,这一议题是学前教育界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文化是幼儿园课程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是幼儿园课程改革的重要依据之一。

简单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幼儿园课程的变革,可以发现,它们都是在社会文化发生变迁的背景下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在整顿和改造原有幼儿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了新中国的幼儿教育。在全面学习、“全面移植”前苏联教育的背景下,幼儿教育也接受了前苏联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在那时,我国的幼儿园课程,是以前苏联的教育学、心理学理论作为支撑的,整体借鉴了前苏联分科教育的经验。这种做法,在当时是以十分平稳和顺利的状态进行的,究其原因,应归结于我国传统文化和当时的政治能接受这种形式的教育,也应归结于在高度计划经济的状态下,政府能通过行政途径有效地层层下达。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幼儿教育遭受了一场劫难。1978年以后,幼儿教育逐步恢复,并走向正常化。从那时起,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多元文化的相互交融、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口的迅速流动,等等,使人们意识到包括幼儿教育在内的教育必须进行改革,否则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难以为变化的社会培养出合格人材。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幼儿园课程改革,所针对的问题是明确的,那就是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也就是对原来过分强调系统的知识和技能、过分强调教师作用而忽视儿童的发展和需要、忽视儿童的活动和直接经验等提出了挑战,对幼儿教育管理的标准化和“大一统”提出了质疑。

这场改革还远没有结束。如果说它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的话,那主要还只是表现在教育观念方面;在教育实践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可喜的是,在近二十年的幼儿园课程改革历程中,我国的幼儿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变得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善于思考了。在不断学习、反思的基础上,他们对儿童发展、儿童游戏、发展与教学的关系、教师的角色与作用、师生互动、幼儿教育机构的组织与管理、幼儿园环境的创设与运用、幼儿园课程设计与评价、家长和社区的参与等等系列问题,都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

应该看到,尽管改革仍有不尽人意之处,有时还走过弯路,但是,尊重儿童、保障儿童权利、体现儿童主体性等一些基本的教育价值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些价值观念通过行政手段和幼教工作者自发的行动,正在逐渐地转变为教育实践。可以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我国幼儿课程的改革与发展会渐趋理想化。

总而言之,幼儿园课程改革必须适应社会文化变革的需要,这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势在必行。

记:的确,完全脱离文化的发展变迁去谈论幼儿教育和幼儿园课程改革,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文化对教育发展、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尽管不同的人们对“什么是文化”存在不同的理解。

朱:正是如此。社会文化不仅决定了个体幼儿的发展方向,也决定了幼儿教育机构的发展方向。因此,幼儿园课程改革应该明确地反映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布鲁纳曾在回顾自己的亲身经历时说:“不顾教育过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来论述教育理论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是自甘浅薄的,势必在社会上和教室里受到蔑视。”

科学认识多元文化视野中的教育理论

记:您曾撰文指出,幼儿园课程改革必须对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给以足够的关注,而不能只是去倡导和发展合乎某种或某些儿童发展理论的幼儿园课程;您也认为社会文化是变化的,因而幼儿园课程也要随之变化。同时,您还提出,幼儿园课程改革如果过分强调儿童发展理论,必然会导致对社会文化缺乏敏感性。您是怎样看待幼儿园课程改革中课程与“儿童发展”的关系问题的?

朱:幼儿园课程较多地关注儿童发展,这是幼儿教育特定对象的特征所决定的,这本身是合理的。但是,这并不说明幼儿园课程可以不关注社会文化和知识的性质等问题,而只是去适合儿童的发展。

在幼儿园课程改革中,在我国广大的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中,许多人似乎都习惯于认同某种或某些“正确的教育理念”,特别是某种或某些外来的儿童发展理论,如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以及时下流行的建构主义理论,等等,并力图将这些理论贯彻落实到幼儿教育实践中去,以为这样就可以搞好幼儿园课程,搞好幼儿教育了。我认为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其实,天下并不存在一种超然的、所有人都必须认同的“正确教育理念”。换言之,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地域和不同时代的背景下,人们的教育价值取向是不尽相同的。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所有的人都走同一条路,认定和接受同一种理论,将它看作为先进的、正确的理论,恐怕是有问题的,现实中也行不通的。

记:但是,回顾我国的幼儿园课程改革历程,无论是五、六十年代的“全盘苏化”,还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欧风美雨”,似乎都有以一种或几种理论作为主要理论基础和价值导向,并对我国的幼儿园课程改革起着指导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幼儿园课程改革出现了一种流行的说法,那就是“理论先导——要求所有人“转变思想观念”,“学习先进教育理论”,进而“树立正确教育理念”,特别是先进的儿童发展理论,认为这是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先导和前提,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朱:这的确是很值得推敲的。什么是“理论”?一定意义上说,理论只是一种假设,许多理论从来就没有被证实过,而且始终是在被修正的过程中。有些理论,包括儿童发展理论,对于幼儿园课程改革与发展的确会有一些指导作用,但如果把课程改革所有的“宝全都押在其上,不仅在课程理论上是讲不通的,而且在教育实践中也是会出问题的。美国有个很有名的专家叫斯波代克,做了50年幼儿园课程研究,他在的一个题为《寻求儿童发展理论与幼儿园课程之间的桥梁》的反思性报告中提出,“早期教育课程并不直接来源于发展理论,它们只是受到了研究发展理论的权威人士的个人观点的影响。”他十分尖锐地指出,其实“儿童发展理论并没有告诉教师要选择什么作为课程的内容。”我认为,幼儿园课程的基础涉及许多方面,如若只是将幼儿园课程建立在一种儿童发展理论基础之上,可以使课程成为一种的“模型”,但是在鲜活的教育实践中是难以行得通的。正因为如此,而今人们开始更多关注“实践理性”的问题了。

课程改革应充分尊重文化适应性

记:我还想和您具体探讨一下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中的“理论”问题。无庸讳言,建构主义、多元智能、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理论,目前已成为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领域十分强势、十分流行的要素,时下甚至呈现出一种“言必称建构主义” 、“言必称多元智能”的趋势。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朱:刚才我已谈到,我个人不赞成将幼儿园课程完全建立在某种外来理论,特别是发展理论的基础之上,而应充分尊重社会文化的影响与作用。

对于建构主义,就我个人来说,我对它是情有独钟的。早在20年前,我在美国主要学习和研究的领域就是建构主义理论及其在早期教育中的运用,我的导师是一位在这一领域研究中的国际著名学者,他曾担任过全美皮亚杰学会的主席职务,他的教导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我与国际上另外几名著名的建构主义学者都有交往,并有合作研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建构主义理论在早期教育中的运用曾经风光过一个时期,而在当今的美国,事实上已经不再被人们太多作为主流而关注了。去年11月,我参加了一个在美国举行的建构主义教师协会的年会,全世界参加者只有50人左右(包括中小学教师),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自己偏好某种理论,从这种视角去解释问题,这完全合理,而且本当如此。但是,这并不说明这种某些专家认同或喜好的理论就是正确的、先进的理论,并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地被运用。有些幼儿园园长和教师曾抱怨说:专家“实验一做就成功,一到实践就行不通”,我认为这样的话指出的就是这样的问题。

同样,学者们对多元智能、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理论的偏好都是合乎情理的,学者们介绍和解释这些理论也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与建构主义理论一样,这些理论多少也能给与幼儿教育工作者一定的启示和指导。但是,认定这些东西就是先进的,必须遵循的,在实践中一阵风似地去追捧,其实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记:不错。应该说从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人们普遍展开了对建构主义的重新认识,加强了对它的审思慎用,甚至对它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如批评它是“一匹批着羊皮的建构主义老狼”,“新瓶装旧酒”,等等。

朱:其实,也不必去说如此苛刻的话。从我个人的情感来说,我甚至讨厌这样的批评。我认为,作为一种发源于西方社会的理论流派,建构主义是有其历史进步意义的,对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的确有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幼儿园课程改革中,我们还是应该吸收和运用它的长处的。但是,建构主义终归只是一个理论流派,它只是众多理论流派中的一种理论,而且,它也并非是一种完美无缺的理论。所以,没有必要将它的价值与作用盲目地拔高。

记:但是,我看到国内不少人把它推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把它作为课程改革的主要理论基础,甚至是惟一的理论基础,您是怎样看的呢?

朱:我还是这样说,从我个人偏好而言,我喜欢建构主义,但是我并不认为在幼儿园课程改革中建构主义理论可以到处被运用。我在与当今国际上幼儿教育界最为著名的几位建构主义大师的直接对话中,一方面能感受到他们对建构主义理论的信奉和忠诚,另一方面也能感受到他们对建构主义理论在西方国家教育实践中都难于被运用与推行而表现出来的无奈。在大学的课堂中,我往往会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去讲述和演绎建构主义理论及其在学前教育中的运用,但是,在幼儿园课程改革实践中,我不主张全部或者过多地运用建构主义去作为设计和实施课程的理论基础。

总的说来,学习人家先进、优秀的东西是好事情。但是,在文化的交融、交汇过程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有一个“文化适应性”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最好的课程,只有最适合的课程;没有最好的理论,只有最适合的理论;没有最好的文化,只有最适合的文化。这就好比是没有最好的衣服,只有最适合不同时代、不同的人穿的衣服。

具体到幼儿园课程改革领域,我个人认为,教育改革的实施、教育政策的制订,当然都反映了改革者、政策制订者的政治立场、文化倾向、理论取向和价值观念。但是,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看,并不存在一个完全客观存在的“正确理念”和全世界通用的绝对检验标准。幼儿教育的政策走向和政策制定问题,无论是在整个国家的层面上,还是在地方层面上,都不可能运用一种“去文化”、“去背景” 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和行动。也就是说,不能用惟一的、一种所谓的“正确教育理念”,一种所谓经由科学论证的“标准”,作为决定幼儿教育改革走向和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据。

树立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文化生态观

记:我关注到您近年的文章中提出了“走向生态的幼儿教育”,您能否就此问题谈一谈?

朱:我在刚才说了,以一种或几种“理论”来决定课程改革的价值及其走向,是会有失偏颇的。有些人喜欢强调“模式”,主张借助于某种或某些先进理论,创造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型”,然后进行大规模的推广。其实,教育实践脱离了背景,就会失却其生命力,可以被到处推广的教育“模型”实际上不会是好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是发生在关系之中的,幼儿园课程改革必须关注教育情景,关注关系,用学术的话说,教育要关注生态,特别是文化生态。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幼儿教育研究和幼儿教育改革都不能脱离其具体的背景。具体地说,在一定的背景下,应该去提出和解决与此背景有关的问题,“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为了使草原上的草既长得茂盛,又不疯长,究竟是捕杀狼还是保护狼,得根据情景决定,草原上狼过多,就要捕杀狼,但是如果狼打得太多,就可能导致兔子过多繁殖,所以到了一定程度就要保护狼了。

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国际背景下,文化保护和传承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全世界人们的极大关注,包括引起了全世界教育工作者的极大关注。有多元文化的存在和争鸣,世界才会多彩;只有一种或数种所谓的主流文化(西方白人习惯于将自己的文化称作为主流文化),那么这个世界并不美好。例如,在生物学中,林耐的植物分类法将植物按照门、纲、目、科、属、种进行分类,这似乎很科学、很方便,全世界都已引进并在运用,但是,现在人们发现,原本世界上还有许多种除了林耐的植物分类法以外的分类方法,当年因为推行了林耐的植物分类法,结果这些原本都很有特点的分类方法全都被“消灭”了,结果,所谓的科学性取代了多样性、差异性和地域性。总之,教育中的生态学观点强调文化交融中的“相对主义”,主张多维度、多视角地看问题,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和不同文化的并存性。强调文化生态,强调多元文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在当今多元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下,幼儿园课程改革如若不充分考虑其背景(生态),考虑其文化适应性,那么课程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在当前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任何幼儿教育改革和有关政策的制定,都不能脱离我国的传统文化,不能脱离我国的具体国情。诚然,我们应该借助其他文化中先进有用的东西,但是,其立足点必须是自己的文化。如若陷入一种“文化殖民”甚至是“文化自殖民”漩涡中,只会给中国的幼儿园课程改革带来危害。

以上是从宏观的角度讲教育生态的问题。从微观的角度,幼儿园课程的选择和实施也应与幼儿园的具体情景相一致,而不是只是去关注课程是否符合某种理念;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发展也应关注教师如何在园本教研中构建属于自己的实践性智慧,而不是去考察和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所谓的先进理念。

  

                   《教育导刊》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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