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朱家雄对话幼儿园课程改革
八月的北京，暑热中隐然已有秋风送来几丝清凉，恰似热火朝天进行着的幼儿园课程改革，也总有几声振人发聩的呼声。我国幼教界著名的学者朱家雄教授，是一个擅长于从不同视野思考问题的人，对于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他曾经多次接受我报的采访，发表过一些独到的见解。这次，得益于“海峡两岸幼教改革发展与合作论坛”在京召开，本报记者有机会再度专访华东师范大学的朱家雄教授，请他就幼儿园课程改革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换一个角度反思幼儿园课程改革
朱家雄教授首先从宏观层面上分析当今国际、国内的幼儿园课程改革。他说，近十多年来，在世界范围内，一批从事学前教育的学者正在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位学前教育，并使之成为了一个运动。这些学者从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生态学等较为宏观的视野思考学前教育，对当代学前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和批评。借鉴他们的思维方式，藉用他们看问题的视角，理智地反思我国近二十年来的幼儿园课程改革，也许会有助于我们把问题看得更全面一点，深刻一点。
幼儿园课程改革不可对社会文化缺乏敏感性
朱家雄教授指出，从上世纪，特别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在西方国家，心理学理论，特别是儿童发展理论，似乎成为了这些国家发展幼儿园课程的最为重要的依据。一些主要以儿童发展理论为基础的幼儿园课程应运而生，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近些年来，许多以儿童发展理论为主要依据的课程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主张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位学前教育的学者们指出，这些课程过多地依赖于心理学理论，过分强调儿童发展，而对社会文化缺乏敏感性，它们会鼓励人们去发展一种以标准化为基础的、充斥着评价的教育实践。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国外的各种儿童发展和教育理论开始在我国广泛传播，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80年代以来的幼儿园课程改革。这场历时已经20年，迄今仍在进行的幼儿园课程改革，其主旨是改变幼儿园课程的价值取向，即从强调教育结果转化为强调教育过程，从强调教师教学的知识和技能转化为强调儿童的发展和一般能力的获得。由此，在幼儿园课程的管理上，这次改革也就必然从注重幼儿园课程的标准化和统一性转化为注重课程的多元化和自主性等方面。“一切为了儿童发展”成了幼儿园课程改革的纲领，并进一步演绎为“为了一切儿童发展”和“为了儿童发展的一切”。
这场改革，是在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的背景下进行的，它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我国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反映了幼儿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精神。但是，反思这场改革，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有的甚至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幼儿园课程改革应对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给以足够的关注，而不是只是去倡导和发展合乎主要依据于儿童发展理论的幼儿园的课程。幼儿园课程改革过多地依赖于心理学的理论，过分强调儿童发展，必然会导致对社会文化缺乏敏感性。
教育资金的投入要公平
从宏观的层面上说，倡导和推行幼儿园课程改革，应旨在适应社会文化的变迁，旨在维护社会生活的稳定，各级政府所制订和实施的政策和法规，就在于为这些目标的达成提供保证。因此，推进和实施幼儿园课程改革，应着眼于大的社会生态环境，应着眼于通过政策，挖掘和调配各种社会资源，扶持弱势群体，鼓励发展适合不同地域和人群的幼儿园课程，而不是过多地去倡导和推行一种所谓“正确”的理念和实践。
我国是个幅员辽阔，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广大的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的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缺乏，迄今为止，包括学前一年在内的学前教育毛入学率只有37.4%，这就是说,还有62.6%的应该享有同等教育权益的儿童被拒之学前教育的门外；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大批农民进了城，他们的子女也成了城镇中的新成员，但是，他们的教育问题却常常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受到重视，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公平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让大部分这样的幼儿有受起码的学前教育的机会已属不易，完全按照适合某些评估标准的幼儿园课程行事，是脱离实际的，如若各级政府的有关部门运用行政手段在所有的地区强加推行，更是不利于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
幼儿园课程改革不能以强调所谓的“优质教育”而以“理想化”状态（特别是以西方人的价值观为基础的“理想化”状态）为标准和范本，并以此去规范和改造“不理想”状态的幼儿园课程。这种“理想化”状态往往会以专家们的偏好为依据的，而不是从实际需要出发的，而这种规范在事实上否定了多元，使之多少具有“殖民化”倾向，从而扩大了社会的不公平。我国是一个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国家，教育经费只占世界教育经费总量的1%，却被用于教育占世界20%的教育对象，而在这些教育经费中，只有1.3%左右才被用于学前教育，如若政府调拨这些少得可怜的教育经费资助通过政府有关部门评定的具“示范性”的幼儿园，使之成为其他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样板和标准，这样的做法不仅有失于教育公平，而且其示范作用也是成问题的。
许多国家的政府在教育经费的投入上不是去做“锦上添花”的工作，而是去做“雪中送炭”的事，即将主要的教育资金投入到学前儿童的补偿性教育中去，或是通过一些教育投资政策的调控，吸引和鼓励社会资源进入学前教育领域。教育资源投入的公平性能使社会保持稳定状态，才会有利于学前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在宏观层面上推进和实施幼儿园课程改革，应着眼于大的社会生态环境；应着眼于通过政策，挖掘和调配各种社会资源，扶持弱势群体，鼓励多元化地去发展适合不同地域和人群的幼儿园课程，而不是一味地去倡导和推行一种所谓“正确”的、“以儿童发展为本”的理念和实践。
并不存在一种所谓“正确的教育理念”
在谈到当前较为流行的几种“先进的”学前教育理念时，朱教授说：在幼儿园课程改革中，我国广大的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似乎都已经习惯于认定同一的“正确的教育理念”，并努力地将这种理念落实到实践中去。改革伊始，为了矫枉过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若一如既往，就会造成诸多问题。
其实，并不存在一种所谓客观的、大家都必须认同的正确教育理念，换言之，在不同的教育背景中，教育的价值取向必然是不一样的。
他以幼儿园课程中的游戏为例，说明了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以所谓“正确的教育理念”为指导的最好的幼儿园课程，而各种不同的课程能分别适合不同社会文化的儿童。他说，大凡搞学前教育的人，都会认同游戏对于幼儿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这并不说明所有的托幼机构教育都必须把幼儿游戏作为其最重要的活动。决定托幼机构课程的因素，远远不止只有儿童本身，以幼儿游戏为主的课程，不一定能适合各种背景下的不同的幼儿园。
据朱家雄教授介绍，在一些国家，在上个世纪推行的一些以游戏为主的课程并不适合许多的家庭和幼儿，特别不适合对于家庭经济相对贫困的儿童；当今，一些西方国家正在掀起的回归基础的改革运动，也没有将游戏放在课程的主要位置。他认为，目前，不分区域、不论当地社会、文化背景地一味强调“游戏为主”，只会使那些在学前教育阶段处于弱势的儿童在基础教育阶段仍然处于劣势。他认为，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幼儿园，强调幼儿游戏，强调幼儿自主的活动，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其成功是建立在社区资源丰富、家庭经济和教育水平高、师资条件好、环境设施优良等许多情况的基础之上的，在这些幼儿园可以行得通的课程，并不一定能适合所有的幼儿园。
课改要给教师松绑
在幼儿园课程改革中，由于强调“将正确的教育理念落实到教育的实践中去”，加上来自各方的许多误导，幼儿园教师被要求做了太多不该由他们做的事，有的事是他们不会做，也是无法做的。
幼儿园教师不是儿童发展心理学或测量学的专家，但是，他们被要求去观察和测量每个幼儿在动作、认知、情绪和人格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并据此为每个幼儿制定适合其发展水平的教育方案。
幼儿园教师不是课程专家，但是，他们被要求去编制课程目标，选择和组织课程内容，制作教具和课件；他们被要求去设计和编制“与别人不一样”的“园本课程”。
幼儿园教师不是学者，但是，他们被要求去做“科学研究”，去证明幼儿教育中的“普遍规律”，或者去发现新的幼儿教育原理，并以“研究成果”作为评定成绩或者升等升级的一个依据。
幼儿园教师还被要求去做大量的文案工作，这些工作成了添加在教师身上的又一负担。朱教授介绍说，据上海市某个科研机构对几十个幼儿园的调查资料显示，如今，幼儿教师日常的文案工作多达十几种，平均每个幼儿教师每天的文案工作量是3-4个小时。幼儿成长档案、活动记录、计划、案例等文案工作花费了教师大量的时间，直接影响了教师与幼儿的互动。
……
幼儿教育改革已经历时近20年了，我们的幼儿园教师改革的热忱始终不渝，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事。然而，教师对幼儿教育事业的热情应该受到保护，教师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应该受到珍惜，教师的劳动应该受到尊重。
朱教授提出，让幼儿在幼儿园内有快乐的生活，就要让幼儿园教师有快乐的心情。要给幼儿园教师“松绑”，让他们快快乐乐、轻轻松松地做教师。要让幼儿园教师做他们份内该做的事，不要去赶“时髦”，要少做或不做“跟风”的事。
理念不能信手拿来做园本课程
对于目前如火如荼正在进行的园本课程研究和实践，朱家雄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们现在有很多地方都在提倡幼儿园搞园本课程。我认为，这是一种过分理想化的做法。现今很多人认为，‘我遵循正确的理念，就可以做出好的课程来’，这种想法是不知深浅的。应该看到，课程不是那么容易做的，我所看到的许许多多‘园本课程’，实在让人看不懂、听不明白，那些东西是没有意义的。”
“‘设计一个课程，先找一个好的教育理论’，这本身就是错误的。理论并不是拿来就可以用的。有人认为，课程一旦加上了‘多元智能’，加上了‘主题网络’，加上了‘建构主义’等一类时髦的东西，质量就会上一个台阶。事实上，这是本末倒置的事。且不说，这些所谓的‘园本课程’会不会准确地演绎某些理论，即使能十全十美地演绎这些理论，一般而言也是不可能正好有效地解决实际的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格言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谈到这里，朱教授用了一个通俗易懂的比喻，说明幼儿园课程中幼儿教师应有的角色定位。他说，作为幼儿教育中最繁难的事，幼儿园课程是不容易设计和编制的，一套好的幼儿园课程，既要有理性，又要具可操作性，一般都需经由课程专家与有丰富经验的教师共同设计和编制。这就好比衣服一样，不是人人都会设计和制作的，能设计衣服的人，一定要有起码的专业服装设计思想和修养；能制作衣服的人，一定要有起码的裁缝技能。
设计和编制课程是一回事，实施课程是另一回事，这就好比设计和制作衣服是一回事，穿着衣服是另一回事。每个人每天都要穿衣服，但是，要求他们自己去设计和制作衣服并不在理，因为大部分人不会设计和制作衣服。同样，每个幼儿园教师每个工作日都要实施课程，他们主要是课程的实施者，而不是课程的设计和编制者，要求他们自己去设计和编制课程，这样做也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并不会设计和编制课程。他认为，幼儿园教师不是课程专家，让他们去编制课程目标，选择和组织课程内容，设计和制作教具和课件；要求他们去创编“与别人不一样的园本课程”，对于大部分幼儿园教师而言，是错位的，是勉为其难的。要求幼儿园自己去设计和编制园本课程，使很多幼儿园园长和教师感到困惑和烦恼，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这样的能力和那么多的精力做这些事情，即使去做了，也不会做得好。
然而朱教授强调，会“挑衣服”是个本领。他说，现在，在课程改革中，商业导向很严重，市场上同类商品很多，如何选择是个很突出的问题。幼儿教师应该学会的不是“做衣服”，而是“选衣服”，在需要的时候，还要会作改造，这就是“穿着衣服的本领”。要能理想地实施幼儿园课程，园长和教师就要会做选择，在需要的时候，会通过改造、生成等途径，使课程变得更为适合（这样的过程被称为课程园本化的过程），这是实施课程的本领。
打破对专家的迷信
作为我国幼教界著名的学者和专家，朱教授对“专家”以及专家在幼儿园课程改革中的作用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他说：“专家是干什么的？专家是搞研究的。一个有作为的幼儿教育专家会在某一特定的幼儿教育背景中，从自己独特的视角，研究幼儿教育的现象，总结幼儿教育的规律。‘特定情景’和‘独特视角’决定着专家所运用或创造的理论是有其局限性的，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每个专家看问题，都有自己的学术背景和偏好，都具自己的理念和风格，由是，‘独到之见’和‘偏执’，‘创造性’和‘难以理喻’，‘矫枉过正’与‘失之偏颇’同时在一个专家身上出现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他认为，这些年来，专家也被“神化”了，只要是专家的话，好像就是真理，被教育行政部门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和评价的标准，被幼儿园作为行动的指南。殊不知，这样一来，确实会给课程改革造成诸多的麻烦。麻烦之一是，理论并不等于实践，“应然”并非“实然”，过分在乎理论的“先进性”，反而有可能导致幼儿教育实践的“不可操作性”。麻烦之二是，“专家太多，观点太多，变化太多，无所适从”。麻烦之三是，有些专家缺乏下基层的经验，没有真正地与幼儿教育实践工作者交流和对话，轻易发表指导意见，必然会造成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脱离。
最后他建议，幼儿园教师不要迷信专家，“专家的话要听，但切不可全听。”
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根本出路在教师专业水平的提高
在历时近20年的幼儿园课程改革中，幼儿园教师们已经逐渐开始认识到幼儿园课程改革要获得成功，教师的专业成长是关键因素。换言之，有了经由改革的幼儿园课程，还需要有高素质的教师去实施，否则，课程改革还只是空话。幼儿园课程的改革，要求实施课程的教师，他们的角色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即从教育活动的执行者转变为教育实践的研究者。
课程改革后，幼儿园教师懂得了许多新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想法，但是，新名词、新概念并不自动带来教育实践的改变，新的理解并不等同于新的行为模式，这就是所谓的认识与行为之间的差别。教师面对复杂多变的教学情境，如何保证自己的教学有意义，这是十分困难的。
课程改革以后，幼儿园教师普遍认为当教师不容易，当好的教师则更难，难就难在教学有法，教无定法。有些幼儿园教师甚至抱怨，“以前会教的教师，现在不会教了；以前不会教的教师，现在更逍遥了。”
教师有时应该教，有时不应该教；有时应该强化，有时应该诱导；有时应该强制命令，有时应该耐心等待，……。要懂得什么时候教、教什么和为什么要教，要比单纯地主张去教或主张建构困难得多；要懂得在必须强制时如何做出决定，在不破坏自主性发展的前提下如何坚持服从，要比只是顾及强制或合作要困难得多……。“让教师的教学有意义”是衡量教师应该教还是不应该教以及究竟如何去教的一个重要标准。
要化时间搞教研，而不是去搞科研
朱家雄教授认为，作为幼儿园教师，与其将时间和精力放在科研上，还不如将时间和精力放在教研上。探索和发现幼儿教育中的“普遍规律”，或者去证明幼儿教育的一些原理，这并不是教师的本职，实施和改进教师教育和教学，才是教师的本分。因此，朱教授强烈建议，在幼儿园工作中，应该强调“基于行动的幼儿园园本的教研”，而不应鼓励教师去搞科研，幼儿园教师做科学研究是错位的事。
他认为，教师应该做的是实实在在能够帮助他们提高教育、教学水平的教研，这种教研是以幼儿园为本位的，是以教师自己或他人的行动为基础的，是由研究者和骨干教师作引领的。这样做，能让教师在行动中获取处理复杂的、不确定的情景的知识和能力，能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当然，这样做的有效性取决于教师在行动中所做的行为自省和行为调整。
他指出，在做手术治疗时，人们总是希望找一流的外科专家，这是因为一流的专家不是按照条例行医，而是有能力根据自己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在教育过程中，情况也是如此，知道什么情况下做什么，并自动地、无意识地做出最佳反应，与幼儿进行有效互动，这样的教师才是好教师。好的教师不是靠书本培养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通过反思，不断得以改进和提高而成长起来的。基于行动的教研，能促成教师的专业成长。
编后语：
本报记者近期在上海和北京两度对朱家雄教授进行访问。朱教授作为一个思维敏锐，敢于提出异议的学者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一些观点值得我们不断回味和思考，使我们能在前进的道路上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幼儿园课程的改革和发展中，我们需要这种能够进行全方位思考，用敏锐目光洞察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的专家和学者。
《中国教育报》200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