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我还是个刚进初中的学生。过年后，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命题作文，题目是“过春节”。
    那时候，即使我们年龄还不大，满脑子都已经被革命的字词和事情给占据了。差不多每个同学都将 “过春节”的题目自觉地演变成为了“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自然，文章中的文字都带革命色彩的，内容大都是杜撰的，情感大都是虚构的。
    我就读的中学地处上海的“上只角”（洋人所谓的“高尚居住区”），而且是名校，同学中少有劳动阶层出身的人。住在我家不远处，我的一个乐姓的同学是个例外，也许整个班级就他那么一、两个工人子弟。因为每天上学，他要经过我家，我们一起上学，接触得多，也玩得不错。那时，我是有点喜欢他的，很率真，很纯朴，不很聪明，还算老实。那时，离开文化大革命还有好几年，虽说已经开始讲究家庭成分了，但是还没有“红五类子弟”这个概念，工人子弟还不吃香，在一大群非工人子弟中，我看他总有点自卑。
    一天，老师讲评作文，一开头就把那位同学叫了起来。老师的脸沉得那么的深，口气是那么的严厉，我们都有点害怕，那位同学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老师让那位同学念自己的作文。迄今为止我还记得，在他写的文章里，头一句话是：“春节是吃、喝、玩、乐的日子”，整篇文章讲的都是他在春节里吃得好，玩得开心的事。
    在现在的人眼里，这样写作文一点也没有错，说的都是实话。其实，平常因为家境不好，偶尔有几天，吃得好些，他会比别人更兴奋，他只是写了他的真实感受而已。但是在当时，这样写就自然会被斥为“资产阶级思想作祟”，“修正主义复辟”。那位同学低着头，一声不吭。以后，我发现他变得更沉闷了，除了我，几乎不跟别人说话。
    初中毕业后，那位同学因家庭困难，学习成绩也不佳，没有继续考高中，因为三代劳苦，被北京的一个保密单位招去当工人了。我们上了高中，后又上山下乡，年龄老大不小的，一事无成。逢年过节，有时偶尔会在路上碰见他，对他有的便是羡慕，觉得他很有出息。
    我们的那位语文老师，并没有因为思想革命而躲过文化大革命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