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这个人太强调思维的逻辑性，不善于发散性地去思考问题，因此我的思维方式常常与“主流”不合。我不知道究竟是我错了，还是别人错了。对“虐童”事件的看法就是一例。
    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存在着关系，这些关系之间的差别只是相关度大小的区别。例如，家里使用的照明灯与家里居住的孩子语言发展之间也会存在关系，只是这种关系小到几乎没有关系；相反，母亲与孩子交流的频度与孩子语言的发展之间存在的关系，这种关系就会十分密切，十分重要。
    而今的我，越来越相信事情都是人解释的，而不一定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可以将“虐童”事件解释得那么离谱，解释得与“家里使用的照明灯与家里居住的孩子语言发展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一般，而问题的本质却被掩盖了。这样，被掩盖了的问题照样存在，“虐童”事件还会不断发生。
    2004年，媒体第一次报道了歹徒在幼儿园行凶的问题，整个社会舆论将它导向到“校园安全”的问题，结果问题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越演越烈，歹徒去幼儿园行凶的事件不断发生。直到温总理指出这是社会矛盾激化的问题，需要从源头上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这才使导向发生了变化。
    教师“虐童”事件的原因是多因素的，固然与社会公平等宏观问题有关联，但是绝对与教师的心理负担和工作负担有重要的关联，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我多年前提出的“给幼儿园教师松绑”，那时我就这样说：“没有快乐的教师，就没有快乐的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