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瞿葆奎先生逝去12天，我才得知他离世的消息，那是我的一位老同事告诉我的，我们俩曾在数年前前往瞿先生的家探望过，并约定再要去的，只是生怕太打扰他的平静，不敢前往。
    每年春节，我都会给瞿先生送去一束花的，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规”。我的亲朋好友很多，对我而言，这样做的就此一人。每年快递将花送到了他家，他或者师母都会打电话过来表示感谢，只是近两年来，打电话来的是他的学生了。
    我不是瞿先生嫡传的弟子，虽然我以前听过他的课，也常有机会听取他的教诲。也许是这样的关系，我们俩人之间的关系反而比较轻松。他对我很关切，也很信任，老以为我能做很多的事情，老将许多我不能胜任的事情也让我做。我是心存感激的，因为他给了我机会；我也有点担忧，生怕所作所为不符合他的要求。
    在教育学界，他是个名人，年长一些的学者们都多少有点敬畏他，年轻一点的学者们已经只能看到他编纂的书本了，能够较多地知道他的学识、为人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
    也许时代不同了，我们这代人与瞿先生已经有了距离，更不用说后几辈的人了。我们不可能像他那样心里只有学问，做的只是学问，哪怕到了八十几岁，还是经常会去办公室做学问。我们不可能像他那样生活过得那么清淡，不懂得享受，处理所有的事情都那么洒脱、淡泊。
    他的离世，我才知道他已经90岁了，平时我没有去想过他的年龄，只是觉得他还很健康，只是知道师母长期卧床不起，需要他照顾。
    他的离世，我才知道网上有个他的灵堂，不知道是谁为他设立的，但是却让会想到他的人有机会常常去看看，回忆起一些以往的事情，可以让我再为他献上一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