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身在学界，却也常有机会接触官场中的官员。说实在的，我不喜欢跟官员们打交道，特别是不喜欢跟不大不小的官员打交道。在中国的官场上，小官们似乎还没有底气，大官们倒也客气，就是那些个好不容易爬上了不大不小的官位的人，走路开始摇了，眼睛开始向上翻了，听人的话开始不耐烦了，做事情开始乱来了。
    其实，中国文化中的等级制度正是这些人可以这样做的土壤。在这种已经习以为常的、有形无形的制度下，在各种会议上，领导总是首先上台，感谢领导参加会议的话总是十分到位，领导的讲话可以没完没了，……。可以想象，那些个原先只能给上司拎皮包的小官，一旦得到了提升，也可以尝试到别人给他拎包的滋味，也能在上台风光一番，“小媳妇熬成了婆”，怎能叫他们不学着摆点谱。
    在美国，做官并不那么风光。据说纽约市副市长，这样一个相当于我们副部长级的官，在参加一个会议时他的发言稍微拖延了一点时间，被会议主持人毫不客气地打断了。美国人按照“人人平等”的原则处事，高官也不得破例。
    虽然我不喜欢中国官场上的那一套，虽然我对美国做官的人并不好过这样的情况表示赞赏，但是，我不会去过多地批评中国人（包括做官的和被管的）的各种做法，也许是因为我从小就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我已经是非常地熟悉和习惯的了。
    于是，我将我个人的情绪只是落实在自己不去当官上，只是落实在少去与官员打交道上，而不是落实在批评中国的官员上，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他们自己个人的行为，而是一种文化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