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在本世纪90年代末开始对DAP一类的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幼儿教育理念在我国的运用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我的“底气”之一是我听到了来自一些著名学者的声音，也看到了DAP及类似主张的兴衰过程，经由自己的思考，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80年代末以后，我与美国著名学者斯波代克有了频繁交往，他曾是当年NAEYC的主席，他亲口对我说，是他的“部下”背着他偷偷地颁布了DAP，这让他感到十分恼火。记得从90年代初起，他在华东师范大学做过多次学术报告，大多数的报告都聚焦于评判DAP。斯波代克的专业是幼儿园课程，而不是儿童发展理论，他看问题的视角不同于那些发表DAP和支持DAP的学者，而这些学者都是研究儿童发展理论的人。
    90年代末以后，我多次参加了国际上“重构早期儿童教育的概念”的学术研讨会，与一大批世界各国的批判主义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这些人的视角都很宏观，大都基于文化、生态、政治、经济、种族、女权等立场，他们对学前教育的关注，主要就是评判DAP。我曾翻译了一本他们的代表作《超越早期教育保育的质量》，那是本世纪初我在美国做高级访问学者时伊州大学一名教授推荐给我的，后来在英国欧洲幼儿教育协会参会时被告知，它对于早期教育而言是一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
    我曾崇拜过建构主义理论，我的导师福门曾是美国皮亚杰协会的主席。也许是受他的影响太深，我也知道这种理论内在的深层次问题所在。我的好友德弗里斯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她除了研究她深信的皮亚杰，其他的事情她极少知道和关心，她曾兴奋地对我讲，“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是她的导师科尔伯格和她共同提出来的，还拿出了当年他们发表的文章给我看。这些学者都是儿童心理学家，而不是课程专家，他们这样想问题无可非议，但是他们在晚年时曾红极一时的主张都被扬弃了。
    在阅读国外学术文献时，我也看到当年竭力支持DAP的著名学者，例如埃尔金德等都发出了无奈的声音，因为DAP的运用过程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些以儿童发展理论为专长的学者并不懂得“课程不等于儿童发展”的道理。
    我受到人类学家托宾的影响是不小的，他的《三种文化下的幼儿园》提出的观点让我再次深刻地认识到学前教育没有“普世价值”，如若将DAP当做“先进理念”而广泛推行，无疑于“文化自殖民”。我协助了托宾完成了《重访三种文化下的幼儿园》的研究，并将这本书译成了中文。这是一本全世界学前教育界公认的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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