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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我正在准备做一个关于“幼儿园课程的文化适宜性”的报告,让我再次反观了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
    最初,我对幼儿园课程是认识是受建构主义理论影响的,而且是受到很深的影响的,甚至有段时间,我开口、闭口全是建构主义。这种状况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西方是很普遍的,乃至于在学前教育界有这样的话语:“不懂得皮亚杰,就不懂得学前教育”。
    在我的文章中,对课程文化适宜性问题的关注起始与上世纪90年代初,在我的一本题为《黄绿相间的银杏叶》中,第一章内就收集了我的11篇从1990~2012年发表的关于幼儿园课程与文化关系的文章,当然,自2012~现在的文章尚未收入。从强调课程与儿童发展的关系,到同时也强调课程与文化的关系,这归因于自己在幼儿园教育实践中所取得的经验,即运用建构主义等理论在教育实践中受到的挫折及获得的经验,也归因于受到斯波代克、托宾等国际著名学者的影响,还归因于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自己文化的热爱和认同。
    学了许多异国、异文化的思想和理论,后来反而觉得自己最熟悉的文化是自己最能接受的,这就像多吃了一些汉堡、披萨,反而觉得大米饭才是最好吃。
    我常常会想起上世纪90年代和零零年代斯波代克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几次演讲,让我厘清了幼儿园教育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根本不清楚所提供的活动与儿童的发展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却总是从儿童的发展理论来寻求课程来源。”“只考虑儿童发展是不够的!  我们不仅仅要跟随儿童的需要和兴趣,还要选择哪些是应该培养的兴趣,并使他们产生兴趣。”“教育要超越儿童发展,最重要的是教育价值观,即要让儿童成为怎样的人。”“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决定了什么才是儿童应该知道的和教师应该教的。”……
   作为研究幼儿园课程的人,认识到这是课程的基本原理。许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探索,近来,花费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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