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对“普世价值”产生质疑，是在大约十年前，那时，美国学者托宾来上海搞关于文化的研究，与他的对话中我开始接触了一些从没有听过的名词，或者虽然听说过，却从来没有理解过它们含义的名词，这些名词包括：文化生态、文化灭绝、文化相对主义、后殖民主义、自殖民、多元文化、文化共存……。
    托宾是人类学家、生态学家，站在他的立场，他认定文化的价值是相对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价值 ；他反对只是倡导少数文化，并将之捧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贬低甚至反对异文化，讲得它们一无是处。
    我对于这些学者的态度是有个转变过程的，从不认识到虽认识却不认同；从不认同到认同，直到很赞同这样的观点。
    我的这种转变，起因于我不处于强势文化，而是有相当长的时间生活在“落后是要挨打的”的年代。有时会“换位思考”：如果让我从小就处于强势文化，那么我真正认同的一定会是现在西方人认同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