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在本世纪90年代末开始对DAP一类的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幼儿教育理念在我国的运用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我的“底气”之一是我听到了来自一些著名学者的声音，也看到了DAP及类似主张的兴衰过程，经由自己的思考，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80年代末以后，我与美国著名学者斯波代克有了频繁交往，他曾是当年NAEYC的主席，

    我曾撰写过一本题为《皮亚杰理论在早期教育中的运用》，它是1998年出版的。这本书凝聚了我在幼儿园所做研究时的酸甜苦辣，十年磨一剑，许多心得和想法是“磨”出来的。这本薄薄的书（13万字）成为了我另一本2009年出版的《建构主义视野下的学前教育》（近40万字）的基础。
    在《建构主义视野下的学前教育》中，我将DAP一类的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幼儿教育理念在我国的运用，用了两个词做了评价，它们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西方不亮东方亮”。

    
    我的《幼儿园课程》（第三版）出版了。我是在2021年7月交的稿，出版日是2022年7月，拿到书是8月，出版过程用了一年多。
    但凡一本教材能够出到第三版，而且专业范围不大，内容有点深奥（学术化、不通俗），每年印刷数量保持恒定并且很大，据出版社编辑对我说，这比较少见，《幼儿园课程》就是这样一本书。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国的幼儿园课程开始酝酿改革了。跟随世界的潮流，“发展适宜性教育实践”可能就是一个选项。
    在当时，我国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皮亚杰理论的热衷程度不输于外国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曾经多次引述过一个外国学者的话，意思是搞学前教育的人，如若不懂得皮亚杰，就是不懂得什么是学前教育。

    
    我接触和熟悉“发展适宜性教育实践”（DAP），最早是跟着南京师范大学黄人颂教授学的，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黄教授刚从美国回来，来到华东师范大学讲学，整整一个星期，她就聚焦于“发展适宜性教育实践”，将她刚从美国学到的东西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了我们。
    那时，DAP刚发表不久，引起美国乃至全世界学前教育界的轰动，因为它是全美早期儿童教育协会（NAEYC）发表的，